本文首先运用 DEA-Malmquist 方法分析“十二五”期间制药业企业的环境绩效，再引入Bootstrap-DEA 方法进行纠偏并给出置信区间，并选用分位数回归对制药业企业环境绩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结论：“十二五”期间制药业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分位数回归显示企业的经济规模、企业技术成熟度、企业的环保意识及公共压力都会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且分位数回归全面展示了各因素的作用属性，所得到的结论更符合现实。

本文分别构建了政府补贴下，供应链上企业单独减排、供应商对制造商碳减排成本进行分担、供应商和零售商均对制造商碳减排成本进行分担3种减排模型，求解得到不同减排模式下，包括成本分担率和单位减排量在内的供应链最优决策。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率的提升反而使成本分担率降低。通过博弈分析及算例验证得出：在供应链上三方企业联合减排下，即供应商和零售商都对制造商的碳减排研发提供资金支持时，单位产品的减排量及各企业利润达到最大，仅供应商对制造商碳减排成本分担时次之， 供应链上企业单独减排时最小， 但仅供应商一方对制造商的碳减排成本进行分担时的成本分担率，比其与零售商同时分担时的要大。这些结论为政府确立合适的补贴方案及供应链上企业减排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迅速发展，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逐年增加，然而生物质电厂必须依靠政府补贴才能维持正常运行。本文针对生物质电厂盈利能力差这一现实问题，以电厂利润最大为目标，考虑燃料的收集、运输、预处理、贮存及使用环节，建立了生物质发电燃料供应链的多期非线性优化模型。研究在现有的发电技术和自然资源条件下，电厂能否通过调整发电量、燃料收购量及燃料掺烧比例实现更高的盈利水平。本文通过将模型应用于东北某生物质电厂，求出电厂最大年利润和相应的决策变量值。证明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厂可以通过改变燃料收购和使用模式，提升其盈利能力。

 本文借助超效率 CCR-DEA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对 2008~2015 年京津冀 13 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效率进行了动态测评和对应项分解。研究结果表明：（1）北京与津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效率极为不平衡，北京大幅领先于津冀城市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津冀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差距有逐年缩小的趋势；（2）京津冀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其可持续发展效率在提高，但各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意义上的纯技术效率几乎没有提升；（3）京津冀各城市投入——产出系统虽处于可持续发展效率意义上的规模经济阶段，但不具有持续性。未来京津冀三地应充分利用建设雄安国家新区的战略性历史机遇，统一认识，密切合作，促进京津冀城市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贵金属资源同时具备工业属性和金融属性，不仅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关系着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国防安全。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矿产资源需求的增加，对贵金属的需求量也是全球之最。本文参照欧盟的关键性矩阵研究，从经济重要性和供应风险两个维度，对金、银、铂、钯4种贵金属的供应风险开展研究，得到了中国贵金属的关键性矩阵，综合来看，4种贵金属的经济重要性由大到小的顺序为金>银>铂> 钯，供应风险由大到小的顺序为银>钯>铂>金。

文针对拥有网络直销渠道的制造商，考虑零售商实体渠道促销努力水平及消费者的搭便车行为，在 Nash博弈和零售商主导的Stackelberg 博弈下，就零售商开通网络渠道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理论和数值分析，得到以下结论：零售商渠道地位对其开通网络渠道影响不大；开通后，制造商利润减小，当实体渠道基本市场份额较小时，零售商利润增大；零售商应根据实体渠道基本市场份额大小来决定是否开通网络渠道。

 面对当今世界区域贸易日益活跃，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达成“一带一盟”建设对接合作共识。双方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为支点，以贸易领域为双方优先对接合作内容之一，为区域经济发展培育新增长点，推进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本文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等所构建的体系，多维剖析了双方经济开放度、贸易竞争力、贸易商品互补性、贸易亲疏关系等的基础与现状。分析结果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的开放型经济为加强双方贸易对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双方贸易商品的高互补性明确了双方合作大于竞争的贸易关系，应以双方互补性极强的SITC3（矿物燃料及润滑油）为重点，促进欧亚经济联盟向中国出口的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并以此平衡中国东、西部经济开放的程度，推动中国外贸供给侧改革，引导我国外贸产业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的转型，繁荣欧亚区域贸易。

本文基于废旧产品的回收再制造，研究了零售商和制造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作者分别建立零售商回收和制造商回收两种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分析不同模型对各成员利润的影响，指出成本分摊机制可以使闭环供应链达到协调。最后，选取合理的数据对结论进行验证，并就需求对价格的敏感系数及分摊比例等参数对回收率和利润值的影响做了分析。结果表明：一定条件下，制造商负责回收废旧产品要优于零售商负责回收；成本分摊契约可以提高回收率和各主体的利润值。

本文在传统配送模型基础上，以蓄冷式多温共配与机械式多温共配模式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配送系统中的车辆成本、配送中心运行成本、保鲜制冷、保温箱等相关费用，建立成本最小化与客户满意最大化双目标函数，并设计优化配送的 NSGA - 算法。最后，本文通过实际算例对两种模式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对不同模式产生的系统成本以及客户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论证了蓄冷式多温共配模式的理论支持性与实践支撑性。

本文使用11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银行流动性对银行风险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内外部融资流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有显著影响，但二者作用于银行风险的时间路径和作用存在差异。银行风险之于外部流动性的响应较为迅速，对于内部流动性而言有一定滞后；外部流动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时间序列上呈现衰弱周期，而内部流动性的影响则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加强。由此，在短期的流动性危机中，应更注重外部流动性的补充，但从长期来看，内部融资流动性才是商业银行风险的基础因素。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仍面临着“高端产业，低端技术”的发展困境，如何突破产业关键技术促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是突破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及前瞻性技术的核心环节，中国正在兴起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航空高技术产业园等跨组织知识集成平台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平台。本文依托跨组织知识集成平台探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机制，构建了创新主体间的灰靶双边匹配模型，并采用平衡计分法建立了以创新能力为重要衡量标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通过案例进行了分析，证明了其有效性和实用性，可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提供理论指导。

 目前理论界对“后危机时期”尚无定论，本文特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时期。文章结合数据包络分析和系统GMM模型分析了 2008~2015 年我国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情况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这一时期我国工业部门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约在69.57~73.09%左右，其中制造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程度优于采矿业和电力、热水、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相比德国2015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84.35%的水平，我国只有72.46%；需求因素与产能利用率显著正相关，现期汇率因素、企业数量因素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经济发展程度、行业开放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因素不显著。

电信业是一个典型的寡头垄断产业，在运营过程中，电信运营商容易达成合谋，同时电信市场较高的转移成本为电信运营商合谋提供一定的基础。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携号转网政策对电信运营商合谋的影响效应。研究得出：实施携号转网政策，通过有效降低消费者的转移成本，使得电信运营商坚持合谋的临界贴现因子提高，电信运营商将更难坚持合谋。该政策的实施效果随转移成本降低率的提高而增强，随电信运营商产品差异性的不断扩大而减弱。因此，携号转网政策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电信运营商的合谋行为。

本文从实证分析层面对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探讨。基于我国 2000~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单独的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二者的交互作用则对经济增长起显著性正向作用。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将抑制经济增长，也会间接阻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从金融机构与创新企业相接轨共同提高创新水平、培养创新型人才等角度提出建议。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得372份有效问卷，运用带中介的调节模型探讨了职场友谊对研发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职场友谊对团队创新绩效是有正向的激励作用的，其中知识分享起中介作用；（2）职场友谊对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同时受到员工知识分享意愿和知识分享能力的中介作用；（3）职位级别对职场友谊通过知识分享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起负向调节作用，即职位级别越高，友谊机会越小，通过员工友谊促进知识分享，进而提高团队创新绩效的效应越低。

本文以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普通面板回归、空间滞后模型以及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进行比较，探讨科技创新视角下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单向影响形态。由结果可知，由于金融资源高度流动性和信息扩张的快速化，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呈现“V”型的三阶段效应。建议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大力投资教育和研发以推动全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以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绩效评价为研究对象，在分析财政经费、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现行主要财政政策对自主创新影响的基础上，通过选取适当的财政政策投入指标和自主创新产出指标，以我国 2008~2015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实证测算并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绩效。根据研究结论，从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提高政府财政科技投入水平和管理制度、加强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发挥财政科技支出投入社会资本杠杆效应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财政和税收支持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预购众筹、P2P 和股权众筹3种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投融资决策过程，分别构建了投资者和创业企业（融资者）为决策主体的两阶段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采用逆向选择法求取了纳什均衡，并分别详解了创业企业通过3种互联网融资渠道融资所获取的最优利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创业企业的融资目标金额、投资者获取的额外效用及收益贴现率是决定最优利润及其排序的关键指标。借助我国金融市场参数和互联网金融投资者偏好参数对收益贴现率和额外效用赋值后发现：随着创业企业融资目标金额的增加，创业企业为获取最优利润会依次优选预购众筹、P2P、股权众筹渠道进行融资。我国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统计数据印证了这一结论。

技术创新主要源自于具有导向性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是影响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本文以中美范围内工业制造行业的 209家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结合企业 2009~2015 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支出和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可用倒U型曲线来描述，R&D 投入具有动态边际效应，研发投入为销售额的4％时，企业相应的经济效益达到最优水平。最后，本文建议企业应该加大R&D投入力度，同时注重研发投入的最佳阈值，以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竞争能力。

本文通过对中外汽车合资企业的实地调研，提出将程序公平引入现有关于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的模型中，并进一步提出跨职能整合在合资企业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通过对获取数据的分析，发现合资企业程序公平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合资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成功，而且也可以通过跨职能整合间接影响新产品开发成功，而跨职能整合在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关系中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