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5～2019年沪深两市785家应用工业智能的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业智能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从平均薪酬和薪酬差距两个角度研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平均薪酬在工业智能化与企业绩效的关联中表现为 “遮掩效应”，薪酬差距则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工业智能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平均薪酬和薪酬差距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也各有差异。基于此，应深入推进工业智能发展布局，加快推动企业智能制造进程，不断完善企业薪酬激励机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深度融合。

近年来，“工业4.0”和智能制造等相关理念导入已成为国内外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和手段。2018年以来，中美间贸易争端演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部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限制性举措，也进一步要求我国制造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产出效率和绩效。本文选择我国 “工业4.0”赋能相关的大型制造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基于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综合应用数据包络分析和K－mean聚类方法进行了量化评价。相关结果和讨论进一步丰富了我国 “工业4.0”赋能的相关大型制造企业研发效率的研究，对我国 “工业4.0”和 “智能制造”相关科技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实现物流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物流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和聚类分析法，对2018年长三角27个城市的物流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的物流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上海位列第一，但有18个城市的物流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均值；分维度来看，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指数、物流运载能力指数、物流产业绩效指数和技术创新能力指数的均值较高，而绿色发展成效有待加强；27个城市可以被归为4个梯队，各梯度的物流发展呈现不同的特征。最后，本文从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共享平台、智慧物流、绿色物流和物流发展环境5个方面，就构建疫后时期的物流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

为考察地区税收竞争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程度和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9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水平，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测算了税收竞争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与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地区间税收竞争会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考虑不同税收竞争变量后，宏观税负和资本有效税率竞争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劳动有效税率竞争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劳动有效税率竞争显著加快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劳动要素流动，从而产生促进作用；资本有效税率竞争通过间接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资本要素流动，从而产生阻碍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地方政府间关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启示。

本文针对双渠道模式下易逝品的两阶段定价问题，研究价格与时尚度参考效应对销售商正式销售期与折扣销售期定价策略的影响与选择。研究表明，若销售商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差异定价策略更优；若销售商为了更快地清理库存，减少积压风险，统一定价策略更优。当销售商采用差异定价策略，应该扩大两阶段的价格差，以放大价格参考效应对总利润的正面影响，抵消时尚度参考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销售商采用统一定价策略，若消费者对时尚度敏感性较高，应缩小两阶段的价格差，以减少价格参考效应对总利润的负面影响。

本文以2017～2019年房地产业和建筑工程业所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作为样本，考察了不同行业信用评级对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无论哪个行业，获得更高信用评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显著降低融资成本；（2）信用评级对融资成本的影响程度因行业不同而存在差异。相对于建筑工程业，房地产行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对其融资成本的影响幅度更大；（3）与融资活动相关的财务指标会对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造成显著影响；（4）不同行业的同类财务指标的影响力可能具备不同的效果。如在房地产行业，流动比率较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也较高，与常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

本文以2010～2019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国沪深主板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剖析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印象管理的动因及会计独董本地任职的监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国际绩效是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的重要原因，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上述现象在非环境敏感行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独董本地任职对企业国际绩效影响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同时这一调节关系在不同行业特征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基于国际化战略视角探究印象管理社会责任报告行为，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供证据支撑。

以沪港通、深港通为代表的互联互通开放政策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尝试，这一宏观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本文基于2011～2019年持续在市的沪深上市公司，利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陆港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效果在国有企业、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在当地工作和无新增借款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陆港通政策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从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本文着眼于探索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企业治理的影响，在进一步拓展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同时，也为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下降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解释。

本文选取科创板市场日频时间序列数据，基于非参数HS模型等方法构造了市场投资者情绪、羊群行为和市场波动的综合指标，在TVP－VAR模型下分析了投资者情绪与羊群行为在不同滞后期和市场发展阶段时对市场波动的影响以及市场波动对前者的反馈。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对市场波动的影响不存在时变效应，并随时间消减；而羊群行为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时变效应，并随时间累加；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波动间的动态关系并不会因市场发展阶段而发生显著差异，但羊群行为与市场波动间的动态关系则在市场发展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128个经济体2003～2019年的数据，采用DEA－SBM模型构建GML指数测算各国的碳生产率，并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强度，最后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不同碳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1）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双重门槛效应；（2）对于所有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都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且门槛值越高，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的促进程度就越大；（3）技术进步和人均收入对不同阶段的碳生产率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资本闲置率对碳生产率起阻碍作用，且碳生产率越高，资本闲置率和城镇化水平对碳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越大。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数字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相较于传统贸易模式，数字贸易将数字技术、互联网经济和国际贸易深度融合，促使全球贸易经济高效发展。本文梳理了数字贸易对贸易成本的作用机理，建立了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贸易伙伴国家的数字贸易水平进行了测度，测算了中国与贸易国的贸易成本，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2009～2019年27个 “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的面板数据，对数字贸易与贸易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数字贸易水平的提升对两国双边贸易成本有显著降低效应的结论，同时稳健性检验还说明数字贸易对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成本的降低程度更加显著。

针对制造商同时开展以旧换新和以旧换再的情形，本文构建了政府和制造商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3种不同情形下，闭环供应链中政府最佳补贴决策与制造商最佳定价决策，并对比分析了不同情形下的市场需求、社会福利、制造商利润以及环境效益。结果表明：当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应该同时补贴以旧换新和以旧换再。当政府以保护环境、增强环境效益为目标，或者以促进再制造行业的发展为目标时，应该只补贴以旧换再。当政府以促进新产品更新换代，刺激新产品消费需求为目标时，应该只补贴以旧换新。

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多国政府出台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全球 “战疫”下的 “大封锁”导致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活动大停顿。“大封锁”呈现出广泛性、差异性、有效性、破坏性和不可持续性等特征，造成的经济冲击从局部波及全球，且具有溢出效应。在世界经济尚未完全 “解封”的情况下，为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应综合施策促进经济回升，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制造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就疫情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估对建立科学的疫情防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X13－A－S季节调整模型对我国制造业PMI指数进行分解，研究各成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波动，分析疫情的动态演化并构建本底趋势线，分别从需求与供给角度评估疫情对我国制造业的冲击。研究结果表明：X13－A－S模型对PMI指数季节调整效果较好，趋势－循环因素分为快速增长和稳定增长两个时期，季节成分呈现 “三波峰，三波谷”的波动态势，不规则成分异常值波动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相对应；疫情期间制造业PMI指数、需求侧和供给侧分别损失14.68%、21.83%、23.14%，对内需的冲击小于供给；新冠肺炎疫情对需求的冲击滞后于供给，均呈现出 “先报复式反弹－后短暂回落”的复苏态势。

本文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动态扩散过程以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其资本市场功能的破坏效应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疫情爆发后，企业股价同步性显著提升，且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疫情严重地区的企业股价同步性提升程度更大。进一步从企业信息中介视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提升股价同步性的实证结果主要存在于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媒体报道、低分析师跟踪的样本中。此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股价同步性影响主要源于投资者情绪的变化。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化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理论，为进一步评估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经济效应及资本市场影响具有一定的启示。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社会公平理论考察企业内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创新投入的影响。运用研发投入占比衡量企业创新，研究发现：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投入负相关，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和在失业率较高地区的企业中，薪酬差距对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会增强；在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薪酬差距对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会减弱。研究结论为不同地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薪酬体系设计和创新决策提供了实证参考依据。

在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11～2018年全体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创新两阶段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发挥促进作用的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而非覆盖广度。进一步实证检验技术创新的研发阶段与成果市场化阶段下的两种影响机制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剧融资约束与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使拐点右移，即提高了创新对融资约束容忍度；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创新成果市场对接效率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不同行业中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本文研究有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驱动作用，并为将来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服务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提供参考。

本文结合组织绿色学习理论，以石油炼化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环境规制、组织绿色学习与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组织绿色学习和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影响作用更强；组织绿色学习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绿色学习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阐明了组织绿色学习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为指导企业在环境规制下通过组织绿色学习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一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