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企业金融化策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研究指出金融化是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途径，也有研究指出这是主业丧失的重要诱因。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提出两个研究假设并构建了两个模型，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后，对两个模型进行了面板回归分析，并通过稳健性和差分GMM验证了两个模型的稳健性。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制造业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取的收益与创新效率呈负向关系，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两个假设的正确性。

本文通过对2006～2019年间346家制造业样本企业的3657份企业年报的董事会报告进行内容分析，实现对创新导向的测量。同时，基于面板数据探究了创新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创新导向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与财务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创新绩效和市场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持续多期。股权结构在创新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管理者持股多时相对于持股少时，创新导向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弱，而创新导向对创新绩效、市场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股权集中度高相较于股权集中度低时，创新导向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减弱，对创新绩效、市场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本文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样本，探索政府支持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具有促进作用，且其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有利于打通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分样本讨论发现，政府支持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产生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对于中西部地区，政府对产业创新的支持显著促进了产业创新成果转化效果；对于东部地区，政府支持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效果的影响较小甚至并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创新能力、创新意愿与市场改善均在政府支持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产生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政府支持产业创新发展，通过提高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意愿、改善科技成果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进而促进产业创新成果的转化。本研究拓展了政府职能理论，丰富了关于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的相关文献，也为监管部门合理引导产业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了启示。

公司创业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CVC）模式对创业企业创新资本和企业价值间的关系产生不同影响，一个重要且需探索的问题是创业企业如何在这些模式中做出更有利的抉择。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分组回归分析，探讨直接投资、委托投资、附属创投和联盟投资4种CVC主要投资模式参与的创业企业创新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CVC直接投资、委托投资、附属创投和联盟投资模式背景下创业企业创新资本对企业价值均存在促进作用；（2）不同CVC投资模式参与的创业企业创新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不同，直接投资模式背景下作用最强，委托投资模式最弱。研究结论对创业企业用战略眼光来接受CVC投资和管理创新资本提供了经验借鉴。

本文对传统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拓展，以开放经济视角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动力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开放经济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动力子系统，分别为市场导向动力、科学技术推动力、政府支持动力以及国际合作动力。基于哈肯模型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动力进行实证分析，对区域创新生态演化势函数求解并拟合了势函数曲线。实证分析选取了2013～2019年各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动力的序参量为市场导向动力，科学技术推动力、政府支持动力以及国际合作动力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快变量。

本文从企业金融资产异质性视角研究了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以及现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该动机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周期负向影响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正向影响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行业利润差负向影响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正向影响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企业融资约束负向影响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与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性关系。从宏观、行业及企业层面证实了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储蓄性动机及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套利性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减弱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储蓄性动机，对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套利性动机影响不显著。本文为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针对企业战略管理的新价值理念，以竞优思想为指导，构建了基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有力工具——标杆学习的企业战略行为调整的一种新方法与其应用范例。从选择标杆、向标杆学习到确立调整方案，在该方法的全过程中采用了个体优势特征识别、个体及民主代理评价等竞优评析理论，因此，所得到的标杆就是竞优标杆，而且所产生的调整效果就是企业战略行为的竞优调整效果。本文研究过程中提出的理论、方法和对中国钢铁行业内一个上市公司的应用研究都具有公正性、客观性、易被接受性，并且所得到的分析及评价结果都可为企业战略的顺利运行和实现其最终目标提供方向性辅助与技术支持。

本文以2010～2019年进行信用评级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连锁网络与企业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连锁网络具有一定的信用保证作用，企业在高管连锁网络的中心度越高，企业的信用评级也越高。在有形资产较少的企业中，高管连锁网络体现的担保作用会更强，对企业信用评级的促进作用也会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信息质量较低时评级机构会更加注重对于隐性企业信用风险因素的探索，因此高管连锁网络与企业信用评级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加显著。

自2015年以来，我国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和“降成本”的政策目标。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管理层权力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内部控制在管理层权力与成本粘性间发挥的作用。研究结论如下：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成本粘性问题；管理层权力越大，成本粘性问题越严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约束管理层权力，从而降低成本粘性水平。由此提出几点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合理控制管理层权力；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建立授权审批和职务分离制度；完善成本费用管理追究制度，将成本费用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为了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降低商业银行在融资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本文在遵循全面性、可获取性、可比性和独立性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供应链视角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了克服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产生的稀疏性问题，本文利用“剪裁法”，提出了一种供应链视角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的新方法——稀疏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SLS－SVM）。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在大数据时代，企业能够在海量信息中快速提取有效信息，从而做出科学理性的决策，这与传统研究中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组织行为相悖，亟待对此展开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探索大数据情境下，组织宽裕和期望对组织绩效的作用，并进一步探究环境波动和制度支持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在大数据情境下，组织宽裕和组织期望与组织绩效之间呈正相关；环境波动正向调节组织宽裕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组织期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制度支持负向调节组织宽裕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当前中国外贸正经受着新的全球市场冲击，外部市场需求端萎缩、全球供应链阻隔与内部产品的供给侧问题都叠加在一起，形成的共振效应亟需破解。本文聚焦于中国特质要素质量差异基础上的外贸全球供应链风险分析。（1）通过要素质量增长模型来分析全球供应链下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问题；（2）基于要素质量差异来构建全球供应链风险条件下出口收益的变化模型；（3）利用Stata软件来构建实证脉冲分析。提出策略建议如下：以要素质量提升促进中国出口产品的创新与质量品质提高；对内快速恢复与充分布局本土市场供应链体系，对外积极组建与扩充全球供应链体系，以全球化市场思维应对全球供应链风险；强化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中国要素权益属性与主体地位，控制与掌握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彰显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中国要素特质，以“开放、包容、互利、共享”来构建中国外贸市场的“防火墙”。

本文从共享经济视角出发，通过构建非对称博弈模型揭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简称“共享平台”）与中小企业的价值共创及其演化。研究表明：（1）共享平台与中小企业的价值共创的溢出效应是影响双方策略选择的根本原因，并且双方的初始合作意愿会影响价值共创的演化路径；（2）一定条件下，共享平台与中小企业在价值共创中的投入均存在最优支出水平，但边际成本上升会导致价值共创陷入困境；（3）共享平台上的中小企业数量也存在最优承载规模，数量太少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数量太多则可能出现“公地的悲剧”。此外，为避免共享平台与中小企业的价值共创陷入（不共享，保持现状）的困境，共享平台、中小企业以及政府部门都应该从自身角度做出相应的努力。

已有的企业行为研究忽略了外部环境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并缺乏市场垄断竞争机理对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整合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微观非效率的相关理论并引入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基于我国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利用GMM回归方法，全面探究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外部影响因素及市场竞争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的波动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增大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而基于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市场竞争则更深入的放大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两者的交互作用在非效率投资的两种外在表现形式中均发挥负面作用；同时，产权及地理区域异质性的企业投资效率也受到环境不确定性与市场竞争交互项的负面影响，即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本文从环境及市场竞争等外部视角构建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微观研究，拓展了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的范畴，深化了非效率投资相关理论。

本文阐述了设施联通基于中间品进口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效应和内在传导机理，并结合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设施联通降低了中间品进口贸易成本，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提升；设施联通通过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生影响；从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设施联通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航空联通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公路、铁路以及水运联通。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有色金属市场中正逐渐巩固主导地位。本文在中国工业化市场对有色金属日益增长的需求背景下，采用MSVAR模型，选取2004年1月～2019年6月的中国工业增加值、生产价格指数和有色金属价格综合指数的数据，从非线性的角度分析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工业经济和有色金属价格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3个区制，并且在3个区制下，中国工业经济对有色金属价格的影响和有色金属价格对中国工业经济的影响均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最后本文通过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论，即存在由有色金属价格到中国工业经济的单向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历经八年的谈判后正式签署，近年国际关注度不断提高。本文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对各经济体的制造业竞争力及互补性进行分析，采用动态GTAP模型对RCEP生效后14年间的经济影响进行模拟，并通过静态GTAP模型对主要经济体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变化进行预测。研究发现：（1）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各成员国间贸易联系将随着RCEP的落地更加紧密；（2）RCEP落地后会促使各成员国宏观经济、社会福利及贸易条件等均衡发展，其中韩、日、中依次受益较为突出，而短期内美国及欧盟等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冲击；（3）中国的传统制造业产业优势将会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调整，进而带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基于LMDI分解模型和SD预测模型，分别研究了长江经济带2000～2019年用水总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和2019～2035年用水量的变化趋势。将用水总量变化分解为生产强度、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效应。研究发现：生产强度效应是用水总量变化的主要来源，二者具有增减的同步性；生产强度、产业结构效应是抑制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而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效应都刺激了用水总量的增加，但人口规模效应的作用相对较弱。预计在2019～2035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和三次产业用水量均在整体上呈现持续的递增趋势，生产用水强度降低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始终对用水总量起促减作用，经济增长持续刺激用水总量增加，人口规模在2019～2030年促进用水总量的增加，随后对其起抑制作用。

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了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结果显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协调”和“绿色”是相对薄弱环节，区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并且呈现扩大趋势，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据此提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建议，为推动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