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0～2020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建筑业面板数据，就产业政策力度与项目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通过引入区域创新环境和知识创造水平，检验了调节效应的作用机制；同时将政策时滞性纳入研究范畴，明确了政策时效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加大产业政策力度可有效提升建设项目创新绩效，区域创新环境和知识创造水平对此关系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产业政策的效力随时间推移而减弱，区域创新环境和知识创造水平均表现出政策环境敏感性。最后以此为基础，向政策制定者与建设项目管理主体就规范合作模式、重视投入产出比等方面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工作思路。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但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特征往往导致企业创新的内在激励不足。本文研究旨在探索政府干预形成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两种政策合力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激励机制，为此，构建了一个居民环境保护参与行为的“搭便车”博弈模型，在引入政府激励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政策执行中也存在因规制成本高于收益导致的互相“搭便车”问题，造成规制失灵。政府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行为的奖励力度以补偿公众成本是政策合力形成的关键，而政府规制执行中监管强度的差异则直接决定了政策合力促进企业创新效果的优劣，表现为严格监管时政策效果优于宽松监管。进一步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合力路径进行优化时发现，非正式环境规制力度增强和“减税降费”政策具有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强环境政策工具组合弹性的帕累托改进效果。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趋势下，数字化已经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在疫情背景下企业实现效能增长和创新升级的关键手段。本文在厘清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数字环境供给生态、数字有机创新生态和数字集成发展生态为一级维度的企业数字创新生态指标体系，选取我国2015～2020年企业宏观层面的相关数据，运用熵权法进行分析测算。结果表明，我国企业数字化创新生态的整体测度良好，演化态势相对明显，企业数字化建设成果卓著；数字政策空间被相对压缩，效应发挥还有待进一步精准化、结构化；投资配比结构和数字配套基建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优化趋势，生态建设逐步完善。并基于以上结论，探讨了政策视角下不同指标维度的企业数字化创新逻辑路径。

 

为了考察科技创新对二氧化碳减排的成果和效益，本文结合科技减排和绩效评估等方面的含义和指标体系设置目的，构建了各省市区科技减排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根据DEA方法来考核全国各地区在2011～2020年间二氧化碳减排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与效果，对未达到DEA有效的省市区进行投入冗余分析，发现存在较多的资源投入不合理和浪费现状；通过Tobit面板回归分析，得到在科技减排工作中影响效率的关键因素，其中政府对科研重视程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因此，政府要保证科技资金投入，为科技减排创新提供有效持续的资金保障；加强节能减排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技术市场成交额的提升；还需要合理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

 

城市空间结构无序伸延会导致资源环境一系列负效应，不利于城市空间的有效治理。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数据以及统计年鉴数据，设计城市空间结构伸延评价指标以及行政命令型、市场调节型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定量评价指标。面板分析模型结果表明，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城市空间伸延率显著正相关，市场调节型环境规制与城市空间伸延率显著负相关，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城市空间伸延率显著正相关。因此，应统筹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健全市场型环境规制，引导非正式环境规制，有效抑制城市空间无序伸延，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绿色税收作为调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二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厘清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对推动我国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本文对全国31个省（区、市）绿色环保当量税额、污染气体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进行实证分析，寻求各污染物的绿色环保当量税额、各地区GDP以及污染气体排放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并通过线性相关模型逐一量化各参数的空间线性关联度。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以及绿色环保当量税额的差异较大。说明我国现有的绿色税收体系不能较好满足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需求；（2）通过空间线性模型分析发现，除一般性粉尘当量税额与环境、经济的线性关系较高外，其余参数的相关系数均在0之间，尤其是二氧化硫环保当量税额与二者的线性关系最低；（3）各地区GDP与污染气体排放量的相关性较高，且相关系数每年呈现增长趋势，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仍主要依赖于能源行业。

 

本文以2004～2020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使用SBM函数和GML生产率指数测算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运用线性模型分析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对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分析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合理环境规制区间，结果发现：（1）水平型FDI相较于垂直型FDI更能发挥出绿色技术溢出效应；（2）两类FDI对绿色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双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一门槛之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水平型FDI显著；而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二门槛值后，水平型的FDI继续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垂直型FDI由正向不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转为发挥出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引导和利用外资、制订相关政策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文针对京津冀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构建了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13～2020年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对两个系统开展综合评价，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在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上领先于天津和河北，京津冀三地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呈现出逐渐提升的状态。在耦合度方面，北京和天津处于高耦合阶段，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进入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赢阶段，河北一直处于良性耦合阶段。在耦合协调度方面，北京进入了中度协调阶段，天津和河北处于基本协调阶段。基于以上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5～2020年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发现：（意愿和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并且降低了中国企业（1）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OFDI的投资OFDI的成功率；（2）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经济体、不同投资方式以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对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各异；（3）机制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扩展边际而非集约边际抑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4）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近几年“逆全球化”的逐渐显现下，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最后给出4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自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企业的专用性投资行为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专用性投资如何影响研发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则值得进一步探讨。本研究基于2015～2020年中国高端制造业72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具有固定效应的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专用性投资对研发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专用性投资是研发补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中介渠道，并在此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专用性投资在研发补贴和企业技术创新关系间起到非线性调节效应，其作用强度具有“U型”演化特征。研究结论能为研发补贴政策的优化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金融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正向盈余管理产生影响，二者呈“Ｕ型”关系，当企业金融化水平适度时会抑制其正向盈余管理，而金融化水平过度则会加剧其正向盈余管理。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会影响经营业绩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正向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分组回归表明，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有效的规模较大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盈余管理的文献成果，可为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以2011～2019年地级市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本文使用熵权法测度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要素错配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影响更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应继续推动经济向数字化方向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理论上，公路结构可以通过改变银行业结构来促进工业结构的升级，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实证上，通过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机制验证了这种路径。本文研究发现：（1）公路结构的升级会促进被抑制的轻工业潜在比较优势释放，使轻工业的发展快于重工业，从而促进工业结构的调整；（2）公路结构因为把潜在比较优势释放出来，进而促进中小银行发展而改善银行业结构来促进工业结构的升级。

 

本文基于2014～2020年行业面板数据，以贸易壁垒的中介效应为视角，实证研究了我国跨境电商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跨境电商开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同时，贸易壁垒总体上也在其中产生了中介作用，但是不同性质壁垒的分异也是存在的，关税性壁垒在跨境电商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中产生了抑制性的中介效应，而技术性壁垒的中介效应并没有显现出来。

 

为研究港口的运行效率，本文取环渤海地区12个港口为研究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港口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各港口之间效率差异较大；剔除客观因素和随机因素之后的效率值，对比得出港口的投入与规模之间不匹配，港口规模有待优化；动态效率分析中，环渤海地区三大港口群中，山东半岛港口群发展态势较好，一直呈上升趋势，其次是津冀港口群，辽宁半岛港口群总体发展趋势较差。本文更加清晰地展示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情况，为日后港口发展和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作为国家重要的内陆开放新高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高效的金融服务。基于2011～2020年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数字金融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1）根据综合指标体系估计结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但表现出“双核驱动、两翼落后”的断层特征；（2）基准检验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且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正向影响最大；分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经济圈科技创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改善生活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促进对外开放的作用有待提升；（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数字金融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改善是主要的传导路径；（4）从完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差异化发展和健全市场机制三方面，就实现成渝地

 

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实施对城市群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城市群发展规划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19个城市群20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群政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发展规划能够有效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对规划内城市经济增长率提高约0.55％，这种带动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等级异质性。以地方政府支持视角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相对于政府教育支持而言，政府科技支持是城市群发展规划经济带动效应的主要媒介。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弱化了城市群发展规划的经济带动效应，但这种调节作用主要作用于非核心城市，并不影响城市群政策对核心城市的经济带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