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简称“两化融合”)的文献梳理,发现对其内涵、本质和指标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不少,但对理论模型的研究几乎没有。通过对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局限性分析,得出两化融合源于新经济发展带来的三元经济理论,并提出一个简单三元经济模型,得出农业现代化和两化融合的“中国特色新二元经济”形态是三元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体现。
通过对中国1985~2010年的工业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工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结构升级效应十分显著;随后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计量方法发现,长期内技术吸收能力、制度变迁和FDI都对工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四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有效的制度变迁是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原因,不仅存在短期水平效应,而且也存在长期增长效应。
本文从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出发,构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多方程模型,利用1993~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互相影响,但作用方向具有差异性。金融发展规模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但金融效率严重制约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发挥。金融产业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扮演极2014.02.017其重要的角色。经济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快速发展的金融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起着巨大的拉动效应,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外部支撑条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二者具有较大的相互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促进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全球气候变暖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居民的节能和低碳意识不断提高,然而真正实施低碳行为的却要少得多,出现了“意识向行为转化难”的问题。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深度访谈资料的实质性编码和理论编码,界定了家庭能源消费中碳锁定现象的基本概念,发掘出高碳能源消费结构难以改变、高碳能源消费方式内在惯性及高碳消费环境路径依赖3种碳锁定表现形式。在概念化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了家庭能源消费中碳锁定形成机理的理论框架,提炼出家庭减排的障碍因素:消费主体因素、经营主体因素和行政主体因素。基于此,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居民层面提出了解除家庭能源消费碳锁定的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构建失业综合指数及其测算指标体系,用来客观地反映失业状况;其次通过文献研究、发放问卷调查等分析方法,并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可靠性等前提下,初步整理出影响失业的相关因素,以2000~2012年各季度对应的数据,对失业综合指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从中筛选出影响显著的因素,构建失业综合指数预测模型。同时基于线性相关分析筛选的结果,构建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同样对失业状况进行预测,并与多元回归预测模型的预测结论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后者预测性能高于前者。
结合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概况,本文实证测度了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灰色关联效应,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对工业结构的划分更为细致,并且采用一种改进的灰色关联度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总体存在较强的关联效应,但各行业比重与碳排放的关联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与行业发展历程、行业特性、生产节能技术水平等方面有关;与碳排放的灰色关联度很高的行业应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对象,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化学工业等的生产规模应被适度缩减,并提升其生产效率与能源利用率;而纺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传统轻工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的关联度均不高且相差较小,但也不可一味的任意扩张,应分清调整主次与先后顺序,合理的确定扩张速度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