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区域梯度产业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在空间分布上有了较大的变化。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和偏离——份额分析来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行综合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变动相对稳定，但地域分异明显，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大小主要取决于当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区位性和结构性因素。通过偏离——份额分析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跨区域迁移主要受到区位优势的影响。从结构效应来看，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对中国中长期就业的贡献在下降。从空间效应来看，东北、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是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出数量最多的区域，而中部、西南和北部沿海区域成为产业转入最多的区域。从转移产业部门来看，矿产资源开采业主要由东北和东部沿海区域集聚式转移至中部和北部沿海区域；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主要由东北和北部沿海区域转移至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化学工业与造纸行业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式转移；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则向沿海地区集聚式转移。
工业废气是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造成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采用2002～2011年中部六省的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水平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面板门限效应。在2007年之前，工业的技术进步与工业废气的排放呈现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而环境规制对工业废气排放的抑制作用显著；但2007年之后，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气排放的抑制作用显著，而环境规制对工业废气排放的抑制程度较弱，这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及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性有关。
本文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立理性层次不同、非线性成本的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两企业垄断产量博弈模型，然后对模型系统的进行稳定性分析和数值模拟。分析发现，系统的稳定性与系统的所有参数都相关，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变化对系统均衡点的存在性、稳定性及其值的大小也有很大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有限理性企业的产量调整速度和适应性理性企业的产量调整速度，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升高会导致系统的稳定性增加，而随着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升高，企业的均衡产量因碳交易成本的增加而减少。
以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规模、债务水平、国有控股、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与R&D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利于R&D投入；负债对R&D投入具有制约作用；股权集中有利于R&D投入。国有控股、管理层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与R&D投入的关系受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在企业成长和成熟阶段，国有控股不利于R&D投入，而在企业衰退阶段，国有控股有利于R&D投入；在企业成熟阶段，管理层股权激励不利于R&D投入，而在衰退阶段，管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有促进作用；在企业成长阶段，“两职”合一可能有利于R&D投入，在成熟和衰退阶段，“两职”分离更有利于R&D投入。
工业用地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提高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是缓解工业用地供需矛盾，保障工业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此，本研究深入至微观企业层面，分轻、重工业比较分析工业企业集约用地的影响因素，利用统计性分析和计量方法，系统研究了1999～2009年我国5个代表性省份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情况与影响因素差异，检验了企业属性、投入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因素对工业企业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轻、重工业内部均存在企业用地多寡不均现象，且重工业企业土地利用集约度明显高于轻工业企业；影响轻、重工业企业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别，其中，劳动、土地价格因素、人均GDP和内陆港口城市属性对轻工业企业土地利用集约度存在显著影响，而研发、补贴因素、城市规模、与最大港口距离、和企业规模因素则相对更为显著的制约重工业企业集约用地。
本文提出一个简单的不可再生资源数理模型，假定随着资源价格上升，国有化风险上升，考察资源价格与国有化风险的交互作用对资源开采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发现，随着国有化风险上升，资源开采量不再是像以往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或单调上升，或单调下降，而是先上升后下降。资源开采量与国有化风险之间呈倒U形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