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环境EKC曲线理论，采用2002～2013年中国31个省际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与工业污染的空间分布格局相关性进行研究。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增长、能源结构对工业污染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与工业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并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并形成了不同集聚区域。经济增长、能源结构对工业污染的空间影响效应明显，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呈现EKC曲线假设的倒“U”形关系，能源结构与工业污染呈现正向相关关系。最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选用2004～2013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面板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OFDI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量，即OFDI每提高1%，人均CO₂排放量增加0.012%左右。但此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即OFDI对中部地区碳排放增加效应明显高于西部，而东部地区碳排放效应为负且不显著；与此同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对我国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构建一种基于生产率的新型节能减排指数，测度2007～2013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节能减排效率，并重点分析企业自主创新、国内创新溢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对工业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节能减排效率普遍较高，资源、资本、劳动密集型行业节能减排效率普遍较低；企业自主创新对高效率行业作用更明显，国外技术引进对低效率行业影响更突出，国内创新溢出对各行业效率的影响力度基本一致；环境规制、行业企业规模等也是影响节能减排效率的因素之一。

环境规制解决“温室效应”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共赢。因此，寻求一条提升碳绩效的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环境规制之要务。本文从竞争均衡模型的构建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作用效应，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之间呈现广义上的U型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2000～2014年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门槛效应，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的双门槛效应及最优规制水平的存在，以期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正确执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在物流服务供应链系统中，服务质量承诺能够有效降低客户的感知风险，是物流服务顺利交付的重要保证。本文考虑了客户的损失厌恶这种心理机制，以物流服务供应链整体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构建集成商的质量承诺决策模型，并分析了质量监控成本、质量补偿成本、客户感知质量均值、客户收益敏感度以及客户损失厌恶程度对最优的质量承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集成商在考虑客户损失厌恶偏好情景下的质量承诺水平要高于仅考虑质量成本的情景。同时，客户损失厌恶程度和收益敏感度对质量承诺决策产生积极的作用，其中客户收益敏感度影响更大。

本文针对物流配送系统集成优化问题，考虑取货和送货两种业务的配送情形下仓库和车辆的容量上限约束，构建包括仓库的开放成本、配送成本以及容量溢出成本的非线性混合整数优化模型，设计变邻域搜索启发式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算法通过泰森多边形确定位置上的初始订单分配，再通过扫描半径及消费者数据结构标识实现邻域搜索，改进算法对解决方案进行迭代更新，完成优化求解。最后通过对辽宁宅急送取／送一体化物流配送案例进行数值分析，验证算法可行性和有效性。

信息技术的普遍推广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建设智慧城市成为一种趋势，关于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也逐渐丰富，但智慧城市的发展不能只考虑单个城市，必须要加强区域合作。通过对智慧城市群进行概念定义并梳理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智慧城市有向更大区域发展的潜力，智慧城市群这一全新的建设理念孕育而生。智慧城市与智慧城市群有相似的理论基础也有各自的发展特色，本文结合当今国内外对智慧城市群的规划实践，引出对我国建设智慧城市群的思考并提出以完善理论研究、加强城际互联性、构建智慧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三大保障为主的可行性建议。

项目组合的选定与企业经营息息相关，然而传统的选择方法存在许多限制。本文应用模糊理论建构一个项目组合的决策模型，模型中纳入了成本、利润及风险等3个决策因子，探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项目成本及获利的交互影响关系，并利用模糊归属函数建构一个数学规划模型。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用此模型与传统模型进行求解比较，证实了所提出模型的实用性。

创业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课题之一。机会识别被认为是创业的起点。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了联系强度、创业学习和机会识别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表明，联系强度影响创业者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而探索式学习对机会识别具有显著影响，利用式学习对机会识别的作用与预期的不一致，它与机会识别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联系强度对创业学习与机会识别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最后网络联系强度提出了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本文根据1998～2013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出与就业等数据，分别运用结构协调度和结构偏离度来测量制造业总体和制造业三大子行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结果发现制造业总体的协调度呈现出先恶化再改善的倒“U”型的走势，制造业三大子行业结构偏离度的走势虽各有特点，但与制造业总体协调度大体保持了一致性。此外，本文采用了偏最小二乘模型（PLS）对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发展战略、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主要因素。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对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科技创新对促进产业升级呈现明显的正效应；从地区层面看，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影响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其中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驱动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通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升级发展的不同阶段，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非都相当大，影响小的地区要及时挖掘其他创新源。

“一带一路”战略给我国航空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作为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航空相关项目建设将坐实“稳增长”重要支柱的地位。本文运用基于数据包络（DEA）的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我国31个省的航空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研究，并分区域比较了航空产业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动趋势。文章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我国航空产业将加速融入国际社会，航空产品研发能力、系统综合集成能力和数字化生产能力可以得到大幅提升，进而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国际合作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良性循环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航空业的技术进步水平。

本文基于中国1995～2014年的数据构建S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贸易、产业结构与国内居民消费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当期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当期产业结构对国内居民消费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跨期来看，在滞后1～6期，产业结构、国内消费水平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冲击都呈现正向效应，但波动较大，而在第6期以后基本呈稳定状态；产业结构的影响随时间增强，是自身、国际贸易和国内居民消费波动的贡献率的主要来源。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率为40.01%，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对国际贸易变动的贡献率为18%。

本文使用199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利用SVAR模型对转轨背景下我国国债发行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长短期的动态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短期范围内我国国债对经济具有提升作用，但在长期我国国债规模的持续膨胀将会阻碍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而且，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我国国债对私人投资存在先挤入后挤出效应，通过我们进一步对模型中各经济变量进行方差分解以后我们发现，从长期角度来看，私人投资比国债对经济和投资波动的解释程度要大，但没有国债对于通货膨胀波动的解释程度大。最后，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了转轨时期如何科学管理我国国债的相关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层面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进行分析，还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以及运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得出：城乡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及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也不同，在制定和实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应有针对性的采取不同的政策方针。

本文在对“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城市建设质量、城乡统筹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5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1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年的数据，对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52个城市进行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总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京津冀城市群城乡统筹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城市间的经济发展质量不均衡现象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建设质量发展最不均衡，公共服务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

本研究通过考察1981～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的状况和人民币币值的变动情况，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依存度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口依存度对出口依存度存在长期的正向影响的效应，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则存在长期的负向影响的效应，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只对我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依存度存在影响的效应，且这种效应为短期的正向效应。

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薪酬契约和代理成本的视角，检验了顾客集中与管理层治理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顾客集中度与高管薪酬和代理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结果表明：顾客集中显著影响公司薪酬契约，顾客集中降低了高管薪酬；顾客集中降低代理成本，减轻管理层代理冲突问题。这些研究结论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理论内容，同时对于缓解公司代理冲突、改善公司治理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融资视角来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因其自身特点受制于较强的融资约束。因其引发的资金不足问题导致新能源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下。为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政府补贴成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10～2014年新能源产业微观数据，在全样本和按企业异质性分组的子样本下，利用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定量估计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双边效应和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均而言，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产业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效应能够平滑融资约束的负效应，但却未能完全正负抵消，新能源产业上市企业仍存在投资不足现象。但也有1/4的企业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从新能源上市企业的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更高。

董事会资本、高管激励契约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论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双重视角，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董事会资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董事会资本宽度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董事会资本深度对企业的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董事会资本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