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八大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位熵和 Malmquist 指数测算其金融集聚和经济效率，运用系统GMM和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其金融集聚与经济效率关系。结果表明：整体上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促进效应；各城市金融集聚均对规模效率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他分解指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得出以市场化为改革核心、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脱虚向实”、推进创新驱动和扩大金融开放等建议。

文章从市场、产业和企业层面构建流通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08~2015年各地区流通效率水平，并借助空间统计分析了我国流通效率的空间相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效率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地区流通效率表现为高高集聚特征，中西部地区流通效率则呈低低集聚特征。基于邻接空间、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邻近地区对本地区流通效率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人均 GDP、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对流通效率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政府支出对流通效率的影响只在邻接空间权重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市化对流通效率水平的作用不显著。

本文基于P-S-R模型构建了京津冀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并选择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采用线性加权平均模型测算2014年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承载力综合值和各子系统值。为具体分析京津冀之间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根源，对压力指标、状态指标、响应指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最好，河北省最差，天津市位于京冀之间。基于以上研究，减轻承载压力、改善承载能力、强化治理环境有利于提高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本文通过构建城市系统指标体系，运用熵权赋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和分析了2005~2015 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科技——人口——土地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关系及演化特征。研究表明，从时序看，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科技、人口与土地基本处于低级耦合协调状态，人口发展和土地扩张仍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而科技系统发展持续低迷，创新驱动格局尚未形成。从空间看，京津冀各城市耦合协调水平整体提升，逐渐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中心，沿京津发展轴、京保石发展轴蔓延的协调发展格局，而城市各系统协调发展呈现空间分异特征，“协调高地”与“协调失灵”局面并存。因此，应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形成人口多中心分布格局，强化土地利用协调管理，促进区域经济、科技、人口、土地协调发展。

 本文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的“五化”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五化”发展水平并划分其协调阶段类型，借助空间插值分析模拟其高低值格局，研究表明：（1）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排序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优势排序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发展超前于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滞后显著；（2）“五化”综合空间分布呈现以“哈尔滨-长春”向外扩散的不规则圈层区域，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高值区波及范围狭窄，黑龙江东部、辽源-通化、朝阳-阜新、本溪-丹东所在的吉林南端、辽东与辽西为低值地带；“五化”各自格局均呈现不均衡态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绿色化“四化”格局类似，农业现代化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阶梯式格局；（3）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高级别的“五化”增长型城市与鹤岗、双鸭山、白山、辽源、七台河、本溪低水平“五化”衰退型城市差距较大，沈阳工业化、城镇化与绿色化、哈尔滨的信息化、齐齐哈尔的农业现代化位居首位；多数城市农业现代化超前于其它四化发展；（4）三省“五化”处于轻度失调衰退类型，“五化”协调发展排序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沈阳、长春、大连与哈尔滨为初级协调发展，吉林与大庆为濒临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的城市比重最大。

绿色技术虽备受关注，然而在我国其创新及扩散面临着需求与扩散动力不足。本文尝试寻找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程度的因素，通过构建多智能体模型来研究其扩散过程，并针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在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模拟计算。根据结果得出了整个社会的创新风险对三类绿色技术扩散影响最大等系列结论，并据这些结论提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可行建议。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假设在再制造闭环供应链中，集中决策者、第三方和制造商分别从最终客户那里回收废旧品，其回收数量受回收价格和随机因素影响，制造商对获得的旧部件进行再制造，如果旧部件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制造商将从新部件供应商那里以高价格采购新部件来补充短缺。本文按照废旧品回收的供应链成员不同，建立了3个定价决策模型，证明了每个模型最优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然后在特殊情形下进一步求得各模型最优解的解析式，最后用具体算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本文在考虑消费者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者和制造商存在不同政府补贴分配比例下，建立再制造博弈模型，探讨政府补贴再制造品对产品价格、需求以及对消费者、制造商、社会总收益的影响。结论表明，政府补贴有利于促进再制造品的需求，消费者剩余效用、制造商收益以及社会总收益都增加；政府补贴时应不允许制造商涨价，在考虑制造商积极性下尽量补贴给消费者；提高消费者环保意识才是促进再制造的根本途径。

基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化内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国及30个省份2004~2015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进行测算并聚类分析。结果表明：2004~2015 年期间，我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产业结构的恶化主要缘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走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协同，但也有部分省份两者水平极不匹配，如内蒙古、四川、安徽等；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从地域上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态势，总体呈现三个群集，北京、上海处于第一群集，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处于第二群集，余下省份属于第三群集。据此，建议政府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新能源产业，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落后产能。

为克服单差法存在变量内生性，倍差法对于控制组的严格要求往往无法得到满足，故文中采用断点回归的分析方法，在无对照组的情形下，对我国风电产业2012~2015年的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发明专利数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民营资本的进入对我国风电产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短期看，民营资本的进入对我国风电产业规模与技术效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正面作用，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另外，这一机制的推行对产业创新产生了显著的负面作用。

本文构建关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与Porter外部性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以2004年为基期的2005~2015年中国省域制造业的产业外部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将产业细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进行探讨研究 。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发现雅各布斯外部性与波特外部性对于制造业整体以及3个细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针对生产率分解后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实证证明，产业多样化可以促进制造业技术效率改善而对技术进步具有抑制作用，市场竞争可以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与波特外部性不谋而合。提高产业专业化以及保持产业的区域垄断更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支持了MAR外部性的观点。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效率的变动则主要是通过区域的竞争来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只有波特外部性在发挥正向效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需要保持产业的专业化，而提高产业的多样化与有效的市场竞争更利于技术效率的改善。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 M2/GDP 比例的持续上升态势引起经济学家及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格外关注，并对其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加以深入探讨。本文利用69个国家和地区 1991~2014 年间的面板数据资料，区别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别群体，通过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和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产业结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等因素变量与M2/GDP比例的长期均衡及短期因果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货币化政策和建议。

根据情境强度理论，本研究探讨了中国情境下同事监督对团队绩效的直接影响，并分析了团队信任和努力的双重中介作用。采用来自我国东部的10家企业的69个工作团队共571份调查数据，其中包括主管和团队成员两个不同来源，应用中介检验方法，结果表明：同事监督会促进团队绩效；同事监督积极影响团队信任和努力；团队信任和努力同时在同事监督对团队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的发现有利于拓展同事监督在中国组织情境中的作用效果研究。

本文以 2011~2015 年参与国际 CDP 项目的中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投资效率视角探析碳信息披露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就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碳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同时，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碳信息披露更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管理层权力越大，越会削弱碳信息披露对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通过缓解投资不足和抑制过度投资的共同作用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及管理层权力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本文基于EVA视角以科技型央企为样本对象，收集其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出影响央企价值创造能力的30个指标，运用弹性网的模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并与Lasso模型及自适应Lasso模型进行对比，最终筛选出18个对EVA率产生关键影响的指标，并得到其回归系数，最后又将三种模型的准确率进行检测，得出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利润率对央企价值创造能力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的结果，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应着重从以上的方面进行评估。此外，本文从实证结果中得出结论：科技型央企应积极提高自身资产利用效率，谨慎使用权益资本进行投资，才能进一步提升自身价值创造能力。

正确选择会计政策，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会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会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产生不同的决策，进而对社会资源分配产生影响。本文介绍了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情况，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希望能给同类公司提供借鉴，从而提高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会计业务的处理水平。

近年来，巴西市场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高度依赖，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中、美对巴出口商品结构，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区域显示性比较优势（RRCA）和出口产品相似度等指数，实证研究中美在巴西市场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的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相似性，在巴西出口产品的相似度也较高，在巴西市场中处于竞争关系。最后，从各类商品层面提出具体策略建议。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阵估计（SYS-GMM），考察了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系，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 OFDI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相对稳健性。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需要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清理规范政府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以降低企业负担，防止 OFDI 大规模外流。

创业板作为新生的金融工具，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评价。本文通过分析创业板运行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对创业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宏观层面，选取了创业板市场规模、市场流动和市场波动性3个变量指标，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创业板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观层面，通过构建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因子分析模型评估出上市公司的成长性，然后与经济增长进行关联分析。最后，总结分析海外创业板市场的成功经验，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创业板市场制度建设的若干建议，以推动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