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对外开放、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寻求发展突破口绕不开的3个核心关键词。本文从探究OFDI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出发，将市场化制度作为重要的外部吸收环境纳入研究框架体系内，进一步研究其在OFDI对中国技术创新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为进一步区分技术创新能力的“量”与“质”，本文构建了技术创新产出的两个维度——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并通过指标构建及测算得到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创新效率。本文在分别梳理OFDI及市场化制度对创新的影响机制基础上，采用中国2008～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出，OFDI有助于提高中国技术创新水平，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创新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一味扩大OFDI的规模对中国目前阶段有效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市场化制度的发展对提高中国技术创新水平及创新效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必不可少的推动器。在OFDI对技术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影响过程中，市场化制度具有相反的调节作用：市场化制度会减弱OFDI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但在对外资直接投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本文发现O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市场化制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都存在明显的南北地区差异。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07～2019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产业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了企业对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强度，但却通过降低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形成抑制作用；基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和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异质性企业有所差异；进一步的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在未跨越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值时，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正向影响较大，且能起到推动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在跨越门槛值后，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正向作用程度降低，并抑制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综合理论模型，对国内外86项独立实证研究、23807个独立样本进行了Meta检验，考察企业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企业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r＝0.466），且潜在吸收能力通过现实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产生作用；企业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呈现情境差异，企业所处行业类型、国家创新环境、技术转化环境和创新绩效衡量方式等因素调节二者间关系，但影响效果不尽相同。这表明，企业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会受到时间、空间、行业特征及绩效评价标准的影响。

2018年我国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与排污费征收相比，环保税的征收层次及严谨性进一步提升，意味着环保收费制度更加完善。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两市Ａ股重度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实验组样本，以轻度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对照组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测量了上述制度改进的绿色创新效果。研究发现：环保收费制度的改进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长三角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京津冀地区；大企业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效果高于非国有企业；制度改进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强于绿色发明专利。上述结论为进一步改进环保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利用40家主要新能源汽车企业2015～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政策补贴、研发投入与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互相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且随着产业链从上、中、下游效果不断增加。对于创新绩效来说，上游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随时间不断减弱，企业融资的效果随时间加强。中、下游企业的研发投入效果随时间加强，政策补贴效果变化不大，在政策补贴逐年下降阶段，研发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更具针对性的补贴政策，可以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良性发展。

本文构建了创新资源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评价模型，利用2015～2019年我国各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资源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的影响，未来需要继续提高创新资源投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升教育水平，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该研究结论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参考意义。

境外上市中概股公司屡遭卖空，股价大跌甚至被迫退市，引发中概股整体诚信危机，相关应对措施研究与加强中概股上市公司治理至关重要。卖空机构在逐利动机驱使下对上市公司的卖空威胁客观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披露的程度，其行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依据演化博弈理论以及公司治理理论，建立卖空机构行为对上市公司违规影响的演化博弈模型，演绎了这一过程中二者的策略选择过程，通过演化博弈分析，明晰了卖空机构决策行为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影响的激励机理及作用过程。研究表明，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卖空机构的狙击，我国需加强中概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同时有效发挥证监会的监督力量，并将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作为着力点，加强其信息披露程度。

知识产权价值因素分析是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理论突破及其应用的核心问题。本文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库及商标局网站获得149份专利质押合同和164份商标质押合同的样本信息，运用线性到半对数模型，分析知识产权属性、企业特征及相关控制变量对知识产权质押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属性是决定其质押价值的关键因素，专利属性总体上比商标属性更能决定其质押价值；企业特征体现融资风险的高低，商标出质企业的特征比专利出质企业的特征更能影响质押贷款额度；控制变量体现金融机构对融资风险的把控，贷款利率对融资额度有显著约束作用，其它控制变量对融资额度有显著正向作用。上述研究表明，质押融资环境下知识产权价值涉及自身属性、企业特征和质押融资环境，政府应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兼顾企业特征和融资环境的质押融资制度。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即PPP，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诉求均衡是PPP项目合作的基础。本文基于驱动力视角，从PPP项目实操层面测算政府静、动态支出情况，比选政府采用PPP模式的内在驱动；构建企业收益－成本函数，比较企业参与PPP项目前后的得益情况，并分析了基金公司引入PPP的必要性，探讨各方诉求及合作的可能性；对社会资本方在现行政策约束下参与PPP项目的利益保障进行论述，探求突破保障困境，重塑社会资本投资信心的途径；最后通过例证从政府和社会资本博弈视角验证开展PPP项目合作的可行性。

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也是保持我国宏观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国有企业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提升了企业价值。实证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实施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企业的控制权发生转移时，这种促进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并通过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两种途径作用于企业价值。按照企业在政策实施前的不同初始状态进行分组，高负债率组和高代理成本组的企业价值的提升幅度更明显，与地方国企和垄断性企业相比，中央国企和竞争性企业的改革效果更显著。

模块化主流研究关注在特定领域、环境或背景中如何模块化，并没有关注其突出的局限性。模块化局限性在复杂产品体系中有显著表现，本文基于逆模块化文献与相关理论，在模块接口与依赖、模块边界与数量、模块化的协同限制、模块化门限和模块化陷阱与再集成发展5个方面展开分析，以航空产品作为实例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复杂产品体系的模块化局限性分别表现在模块间接口模糊与模块高度耦合，物理与知识模块的边界过于细小且其匹配关系具有灰色地带，多维度模块化在多象限发散，模块化门限无法准确获得。模块化变异突进的产品服从模块化与集成化交替的发展路径，会产生再集成。模块化变异温和与稳定的产品分别服从以模块化为主和以集成化为主的发展路径。确定模块接口与模块间关系，刻画模块边界，逼近模块化门限，管理多维度模块化变动与探索集成模块的出现与演进对模块化在复杂产品体系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区块链技术在需求预测以及溯源防伪等方面的应用背景，本文以跨国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研究加征关税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对不同契约下跨国供应链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成本共担契约和批发价格契约下，单位关税增加额增加会导致制造商降低产品质量，使批发价格和销售价格降低，进而损害消费者利益；产品质量、销售价格等与制造商的风险规避系数负相关；在收益共享契约下，批发价格、销售价格随单位关税增加额、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增加，产品质量随单位关税增加额、制造商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降低。

低碳信贷是银行在政府政策的驱动下，为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活动而向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本文考虑中小型再制造企业的有限自有资金，在碳限额与交易环境下，分别构建不考虑减排和申请低碳信贷融资进行减排投资情形下的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模型，并利用Kuhn-Tucker条件对模型进行求解。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了自有资金、减排投资额和碳排放阈值对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严格的碳排放政策可能会滞缓再制造行业的发展并限制企业的产出，相反，相对宽松的碳排放政策更能促进再制造行业的发展；对于存在生产资金约束的企业，政府可以设置相对宽松的碳排放政策和合理的碳排放阈值，刺激企业进行减排技术的投入，并推动低碳信贷的发展。

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是国家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恢复经济增长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其中国内经济循环为双循环之基础。本文使用2020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季度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就疫情通过消费和投资等内需要素对内循环产生的短期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新冠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内循环产生了负向供给冲击：其对内循环的平均直接效应系数约为－0.07；平均空间溢出效应系数约为－0.223；平均总效应系数约为－0.295；（2）消费行为存在棘轮效应；消费需求对内循环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其直接效应系数约为94.163；空间溢出效应系数和总效应系数分别为488.082和582.245。提出了促进消费升级等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等建议。

新常态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营商环境改善和商贸流通业提质增效的内在要求同步且并不相悖，但营商环境水平较低的地区，其商贸流通效率提高任重道远。本文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可显著提高商贸流通效率，但该积极作用既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也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干预等决定地区流通市场需求规模因素的影响。同时，只有营商环境水平较高的地区，营商环境通过作用于地区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以及研究开发活动并进而影响商贸流通效率的中介效应才显著存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就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并进而提高商贸流通效率给出有关政策建议。

区域“大数据＋实体经济”融合是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核心支撑，因此，其融合发展水平备受关注，为此，本文对2016～2019年我国中部6个省份湖北、江西、河南、湖南、山西、安徽的区域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情况进行测度，发现：2019年的区域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最高，湖北位居第1名，融合度为0.789，安徽省位居最后1名，融合度得分为0.411，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整体呈现利好的融合发展态势，可以政策优化为基础支撑、以市场为引领、以改革为驱动进一步促进其融合发展。

本文依据产业链分工，将新能源汽车行业划分为上、中、下游3个环节，并利用生产函数法与面板数据校正标准误方法，测度不同环节产能利用率，然后从政府政策支持视角出发，考察直接政府补助、间接政府补助和金融支持下的政策行为对新能源汽车行业总体以及上、中、下游环节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程度。理论分析与经验数据研究表明，新能源汽车总体以及上、中、下游均存在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政府偏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政策支持，并对产能利用率产生显著负向作用，但不同政策支持手段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各环节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在新的科技浪潮与中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形成交汇之际，顺应“汽车新四化”和突破“汽车四基”瓶颈是实现汽车工业转型升级的最后机会。为了更好的研究汽车产业现状，本文基于核心区域整车企业配套中最具有关键技术代表性的发动机总成相关数据构建隶属合作网络，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地理空间布局分析法，从技术归属和地理空间布局两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发动机总成所属７个网络均具有小世界特征，但密度较低，抗毁能力较弱；涉外资企业仍然是网络权力绝对掌控者，本土企业发展较慢但后劲很足，在发动机配套网络的主要权力掌控者和限制力来源群体中与涉外资企业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此外，零部件企业合作外溢性较强，地理距离不是做出“抱团”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针对目前中国汽车产业所处的困境，提出了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