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并通过多重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旧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金融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二者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的政策建议,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R),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正向空间溢出会显著提升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3)机制识别发现,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工智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策略的外在驱动力,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有关企业数字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已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2012 ～ 2020年我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碳排放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企业服务化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 （1）制造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碳排放总量之间存在“杰文斯悖论”，即企业数字化会增加企业碳排放量，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基础上结论仍保持高度一致； （2）企业服务化负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碳排放量的正向关系，说明企业服务化有助于抑制数字化对碳排放量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深刻揭示企业数字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关系，丰富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碳排放方面的相关研究；还进一步拓展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分析，为制造企业如何基于数字化实践减少碳排放量提供理论指导。

极端气候变化以及刚性的管理体制加大了中国水危机风险,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却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一种可能。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且技术进步能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本文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显著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机制检验表明,员工持股计划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媒体关注度越高以及所处行业竞争度越高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本文在理论上为提供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动态创新决策提出极大挑战。本文利用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以及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调整幅度； （2）高管风险感知反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 （3）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相对较小。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则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的研究视阈，深化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背景下企业创新投入调整行为的理解。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是近年来财政学领域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总研发投入、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本文发现整体而言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并不具有挤入效应,且整体上呈倒U型。异质性方面,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净研发投入促进效果小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其投入研发补贴的倾向更高;政府补助在整体上能够促进西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存在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无显著促进效应。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逆全球化发展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物流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即“两业融合”),国内外学者也积极针对两业融合政策展开了相关研究,但既有研究缺乏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国家发改委等出台的《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政策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国2018~2022年的614家A股上市的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通过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对该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得到3个方面结论:(1)“两业融合”政策对我国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的绩效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2)由于组织惯性等原因,“两业融合”政策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3)在影响的异质性上,尽管有组织惯性作用,但“两业融合”政策对规模较大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好,对规模较小企业的促进作用反而不明显。在所属行业上,“两业融合”政策对制造企业的促进作用比物流企业更大。在地区差异上,“两业融合”政策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显示出经济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两业融合”的有关建议。

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同中国制造业进行匹配数据,并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2001~2021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行业TFP及其变化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制造业TFP变化率的影响则呈现出“U型”关系。就异质性而言,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对制造业TFP及其变化率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在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作用并不明显,金融危机前GVC参与度对TFP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会通过提高外资利用度来促进制造业TFP;TFP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贡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利用全球价值链国际参与度变动促进中国制造行业TFP提升的政策建议。

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成长的密码,也是构建新时期经济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本文基于产业协调、产业融合和产业绿色发展3个维度构建了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了2011~2021年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时间演进特征、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和收敛性。研究发现: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表现为东、中、西逐次递减的分布特征,增速则显示与排序相反的分布状态;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有明显的改善趋势,全国及东、西地区的基尼系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出现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的演进态势;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核密度曲线分布特征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升,存在一定的极化趋势,但绝对差异逐步缩小;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整体上升,绝对差异有缩小态势,无极化现象;同时不同等级的地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降级和跃迁的可能性较小。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并向低碳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成为影响能源市场回报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全球主要能源市场的历史收益数据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数据,通过QVAR模型构建基于不同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研究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与能源市场收益率在整个条件分布上的关联性并分析左右尾部的溢出特征。结果表明:在不同条件下,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能源市场收益率存在差异性影响,极端状态下为能源市场回报溢出效应的净接收方,正常状态下则为净输出方。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与能源市场回报总溢出效应由中间分位点向左右尾部逐渐提升,且溢出指数在整个条件分位数上呈现出U型结构。随着冲击规模增加,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与能源市场回报的左右尾部溢出传染效应增强,且在极端上行与极端下行状态表现出非对称性影响。

本文构建了2008~2021年我国省际内循环综合评价指数,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内循环空间网络结构,并采用QAP方法定量识别影响国内大循环网络畅通水平的成因。研究发现:我国省际内循环呈现东高西低,南北倒“U”型的分布,且省(区、市)间的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增强;回归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畅通内循环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这种效应在南部地区以及沿海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自贸区主要通过生产、分配、流通和需求4种渠道影响内循环网络。本文不仅从关系数据范式和空间网络视角考察了国内大循环空间网络结构及其成因,而且揭示了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平台畅通国内大循环网络的重要作用。

积极推进多元投融资机制,合理布局制造业集聚区对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尤为重要。在考虑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运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2006~2021年黄河流域能源环境效率,通过空间Tobit杜宾模型研究制造业本文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探讨异质性投资的作用。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邻地的制造业集聚对本地的能源环境效率具有正U型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的关系中,内资存在倒U型影响,港澳台投资发挥着正U型作用,外资存在正向的线性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游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存在正U型关系,中游制造业集聚与能源环境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下游制造业集聚对能源环境效率不存在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