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要素革命性突破、产业结构转型性升级孕育出的当代新型先进生产力。近年来,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充分发挥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作用。本文基于我国2010~2022年城市面板数据,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如何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进而孕育新质生产力。实证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赋能功能和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吸引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东部地区、吸引外来投资较多和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城市中, 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 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同时有助于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启示, 从而有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创新。

本文以我国2011~2022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 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结果显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该正向影响依然显著;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研究结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及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 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建议,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是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2011~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和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 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经过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此外, 人工智能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 其在高分位点处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优于低分位点。异质性分析表明, 对于东部地区、高新技术和高市场竞争企业, 人工智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证实, 人工智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赋能科技创新、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3条路径实现。

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构建数实融合和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 实证分析数实融合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数实融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 并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 数实融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差异分布格局, 并且人才越丰富的省(区、市), 数实融合越能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在数实融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果可以为数实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和路径参考。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下, 客观剖析以数字技术与颠覆式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作用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效率提升的内在机制, 深化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在具体研究中, 混合使用工具变量法、PSM-DID、分位数回归等方法, 检验数字技术创新突破下的新质生产力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价值, 得出: (1)其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赋能主体, 且数字创新应用较数字技术基础建设的积极价值更大; (2)其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渗透, 推进传统产业技术进步, 并通过加速要素产业间与区域间双向流动, 优化传统产业的要素配置, 促进传统产业技术改进与效率提升, 弥足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短板; (3)其价值随着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完善而逐渐增强, 在产业分类下, 则表现为挤出农业现代化, 但却能显著促进工业和服务业现代化; (4)其价值存在“先发强、后发弱”的区位特征, 且存在显著的制度与技术依赖性。以上结论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设计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以实体经济为发展着力点的背景下, 本文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22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智慧城市”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 基于“智慧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该结论在考虑平行趋势等假设条件和其他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稳健成立。机制分析表明,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以及中小规模城市,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优良助推器, 为增强产业链韧性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基于产业链网络的一般特性视角对产业链韧性的内涵进行了分析, 认为产业链韧性可分解为产业链网络节点韧性与产业链网络结构韧性两个维度, 并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 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了产业链韧性; 该强化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代理与生产成本以强健产业链网络节点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以优化产业链网络结构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存在会放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产业链韧性的强化作用,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则会抑制其强化作用。本文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产业链韧性的内在微观机制, 为推动产业链数字化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2006~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实证考察了数据要素的减污降碳效果。研究发现: 数据要素能够实现减污降碳的双重环境福利, 且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环境关注度提升的渠道实现; 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据要素在促进减污降碳方面存在市场化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 数据要素在实现本地区减污降碳的同时, 也会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结构效应回归结果显示, 数据要素对减污降碳的影响效果整体呈现地区环境污染和碳排放越高其减污降碳效果越明显的态势。本文研究结论为在双碳目标和新发展理念下如何借力数据要素“东风”实现减污降碳的“双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为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对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影响, 本文收集2014~2023年477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 分析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机制。其中, 选取数字化转型升级水平为被解释变量, 选取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投入为解释变量, 选取企业规模、营运能力、成长能力、企业年龄为控制变量, 通过回归分析验证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影响机理, 并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 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促进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提升。根据实证结果得出: 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应进一步加快对数字化资源的投入, 同时加强技术创新, 加快企业研发产出, 从而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

本文基于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 从企业生产要素配置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显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且底层数字技术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 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生产要素配置, 既通过提高数字资产占比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也通过劳动技能结构升级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但后者作用超过前者, 总效应表现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 数字化转型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及员工平均工资的同时, 并不会挤出企业利润水平, 相反会优化自身经营绩效并提高价值创造能力,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因此, 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特别是关键基础技术的创新和布局, 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能源变革是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关键, 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是能源变革的重要举措, 也是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有力支撑。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探究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新能源示范城市的设立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在东西部城市、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资源依赖度3种途径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 为政府有效实施城市能源建设并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提供积极的政策启示。

本文以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基于中国城市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人工筛选出的绿色低碳专利数据, 从地级市层面探讨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低碳创新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低碳创新, 成为了引致企业绿色低碳创新水平降低的“绊脚石”, 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降低了管理层的风险偏好, 弱化了地区层面的环境规制力度, 进而对企业绿色低碳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 所处阶段为成长期、行业性质为高科技或者高碳有助于企业克服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低碳创新的抑制作用, 而企业所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却放大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作用。据此, 政府应该重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所引发的风险, 保持政策连贯、统一和信息透明, 而企业需在不确定性面前保持足够定力, 把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潮流与大势, 不断提升自身的绿色低碳创新能力。

ESG评级作为指导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指标, 评级结果的不一致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本文选取2016~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ESG评级分歧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ESG评级分歧越大, 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越低; 债务资本成本在ESG评级分歧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在分析师关注度和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 ESG评级分歧对绿色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被削弱。本文将现有研究从ESG表现延伸至ESG评级分歧领域, 为完善ESG评级体系建设、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中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制度创新。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1)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且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2)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而降低; (3)进一步分析表明,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选取2014~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 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企业创新决策中是否存在行业和地区同群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在决定自身研发投入强度时会参考、模仿行业和地区同群其他企业决策; 进一步分析发现, 领导者和追随者企业间出于学习、竞争等动机的借鉴互动行为是同群效应产生的重要机制。从外部环境来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媒体关注度、政府创新偏好因素对企业创新决策同群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最后, 合理参考同群企业创新决策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成果产出水平, 同群效应可成为相关部门“以点带面”推动行业和区域创新协同的重要依托。

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正面临技术和市场资源双重空间挤压的难题,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破局的关键。技术标准作为技术公共化的载体, 具有很强的资源扩展属性, 但其在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中间机制还不明晰。本文以2008~2022年362家上市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 实证分析标准参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及产业链协同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标准参与对产业链协同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正向影响, 产业链协同在标准参与和高质量发展中存在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 国有、西部地区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前企业的标准参与更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路, 也为政府制定规范性和产业性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