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新劳动者、新生产资料和新劳动对象3个维度,共25个子指标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运用AHP-熵值法-博弈论组合赋权法对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Moran's I指数和收敛模型对我国及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演变格局和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在各个地区不断提升,尤其是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和中、西部地区。而从区域差异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在各地区不断扩大,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在空间演变方面,各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具有空间集聚特性,但集聚效应在逐年减弱。在收敛性方面,全国和三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并未表现出σ收敛,但存在β收敛,其中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最快。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了探究人口老龄化、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熵权法分别建立新质生产力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人口老龄化、新质生产力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新质生产力水平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逐年提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不同省(区、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负面影响较小,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效应。

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在测度新质生产力和区域经济韧性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可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会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群层级的影响,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非五大城市群区域的经济韧性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应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发展韧性,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差异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总结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本文基于2012~2023年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的定量测度指标,并实证检验了企业间协作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间协作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并通过人才集聚效应、生产工具高效利用、企业间联合创新的渠道提升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产业链主导企业、高数字化转型企业在企业间协作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这些研究结论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研究文献,并为推动提高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微观证据。

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我国当下关注的关键议题,也是亟须探究的重要命题。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本文构建广义相加模型(GAM)探讨创新生产力、技术生产力、资源节约型生产力、环境友好型生产力、数字产业生产力和产业数字生产力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因素交互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各因素对新质生产力均具有非线性正向效应;多因素共同影响新质生产力且存在非线性交互作用,其中资源节约型生产力是主导影响因素;因素间的交互效应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创新生产力、数字产业生产力与其他因素结合时产生的影响差异最为明显。基于此,提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启示。本文研究有利于拓展新质生产力提升路径的理论研究,为政府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科技进步的不断推进,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正日益凸显其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的关键作用。本文从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研究现状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点两个方面出发,通过对新质生产力助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

本文以全国107个资源型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2012~2022年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同构化的影响,并识别出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缓解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同构化,并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结论的可靠性;(2)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同构化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成长型和成熟型、中西部地区以及小型资源型城市产业同构化,而对衰退型和再生型、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型资源型城市产业同构化的影响不显著;(3)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双重路径缓解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同构化。本文结论为缓解资源型城市产业同构化进而实现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方向指引。

数字基础设施是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从城市间产业链协同的视角论证了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周边城市的统一大市场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强城市间产业链供求信息匹配、深化产业链分工和产业链要素共享机制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地理阈值大约为300km。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极化效应",大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小城市全国统一大市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提出数字化转型政策要因城施策,围绕城市间产业链协同,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设计。

创新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仍保持活力和蓬勃增长势头的关键,而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为代表的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创新的法宝。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多时点DID的方法研究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通过竞争加剧引发的盈利能力下降和技术依赖引致的创新挤出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负向影响,且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第三产业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该政策并不能自动发挥出推动企业创新的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了积极谋求跨境电商发展与企业创新增长双效合并的政策主张。

数字贸易规则是驱动"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2000~2023年间123个国家的双边数据,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的变化,并构建了衡量其广度和深度的指标。研究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ICT产品出口,主要通过缩小境内监管质量差异、降低境外贸易成本等渠道改善数字贸易环境。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规则特征层面,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效应更为显著;在贸易关系层面,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对贸易关系疏远国家尤为有利;在网络节点结构权力层面,缔约国度数中心度强化了数字贸易规则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随着缔约国数字基础设施差异扩大,其效应呈现出 "强促进-弱促进-牵制"的轨迹。本文丰富了"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思想的理论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加快ICT产品发展提供了实证参考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其需要科技金融生态提供有力支持。本文构建一个由财政投入、风险投资、科技贷款、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和科技服务组成的科技金融生态,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科技金融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单一金融要素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科技金融生态通过多要素形成的组态发挥作用;(2)在科技金融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两类组态中,政府-市场协同模式的绩效高于市场主导模式,说明市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而政府与市场协同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至更高水平;(3)在数字经济未能实现高水平发展的组态地区中,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是共性问题。研究结论为各地因地制宜优化科技金融生态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对搭建稳定健康的双循环体系至关重要,而打破省际贸易壁垒,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赋能产品要素流通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重要举措。本文分析了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发展水平对营商环境的影响,进而对统一大市场建立的作用机制,构建指标体系衡量评价各省域数字治理发展能力和营商环境水平,并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的数字治理水平能显著提升营商环境并降低省际贸易壁垒,促进资源要素的省际流动,实现产品要素的合理配置。因此,各地政府应当加强数字治理建设,助推政务公开透明化,实现跨部门与跨省协同办公,降低创业与贸易成本,进而降低贸易壁垒,减少资源错配,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ESG评级分歧作为影响ESG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对企业价值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备受关注。本文以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揭示了供应链数字化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显著降低了ESG评级分歧。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通过提升供应链透明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增强企业披露意愿,减少了ESG评级分歧。异质性分析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在ESG评级较低、位于非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以及董监高无海外经验的企业中,对缓解ESG评级分歧的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指出,较低的ESG评级分歧能够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本文拓展了供应链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并从数字化赋能视角为缓解ESG评级分歧,进而助力企业ESG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和启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出现了以出口为主转向出口和内销并重的趋势,尤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然而现有文献很少关注企业市场转向后的行为。本文基于企业分工的视角,以2009~2022年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市场转向驱动企业专业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市场转向显著提升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市场转向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来实现;市场转向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市场转向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提高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质量。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双循环先发展格局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新型城镇化的角度,采用2008~202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结果具有稳健性。同时,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本地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对其他地区的碳排放具有促进效果。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要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不同的区域差异化定制新型城镇化发展方案和加快以中心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建设等政策建议。

电力系统技术的发展关乎社会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国家安全的战略。目前我国电力行业正在快速发展,但在关键领域依然存在技术短板,亟需突破。为进一步识别、评价电力系统关键领域存在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本文基于电力系统的特征,构建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评价体系,并采用相关二手数据进一步识别和分析具体的"卡脖子"技术,为该系统未来技术突破提供方向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