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智能经济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主导力量, 如何在我国智能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重要课题。鉴于此, 本文从战略引领、新型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和国资布局4个方面阐释国有经济在壮大我国智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未来产业集群是由多种未来产业构成的不断演化的动态复杂经济系统。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有未来产业集群内部复杂的前沿技术关联和产业链因素, 又有经济调节体制机制的杠杆作用, 还有科技创新基础和文化环境, 更有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分析这样的复杂系统, 不能不涉及复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产业结构演化和技术创新的底层逻辑上看,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未来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力量; 从经济运行调节机制层面考察, 有为政府"轻推的手"是不可或缺的经济杠杆; 从国际竞争态势上分析, 中美两个大国将共执牛耳, 形成双寡头垄断格局。面对美国的疯狂打压, 我国必须未雨绸缪, 提前布局, 构建一个相互连接、相互促进的, 具有极强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产业集群生态系统。

未来产业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 是未来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关键支撑。本文在分析未来产业特点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 结合各国各地区促进未来产业政策的特点, 重点讨论了政府在培育未来产业中的治理功能, 提出协调好公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关系、催化政产学研合作和助力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促进未来产业技术标准体系、拓展国际技术和市场空间及发展适宜技术和产业等优化未来产业政策支持体系建议。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超前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是建立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重要任务, 也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归宿。下面刊发的七篇文章, 前三篇深入探讨了元宇宙、未来网络、新兴科技城等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困境和对策, 第四篇涉足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绿色产业, 后三篇则分别从教育支持、财务保障及旅游转型升级的新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议题, 其中绿色税收优惠政策作为绿色财税领域的重大实践, 可以通过间接补贴的方式引导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责任。本文以2012~2023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绿色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绿色税收优惠政策能提升企业ESG表现; 机制分析表明, 绿色税收优惠政策能增加企业现金流、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 异质性分析表明, 绿色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作用在财务风险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处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 绿色税收优惠的制度设计, 能够为企业践行ESG理念提供政策指引, 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市场微观主体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ESG评级减少了企业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相对于以往的环境规制和政策激励, 能够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将企业参与ESG评级这一事件作为事件冲击, 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ESG评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和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 ESG评级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管理者短视问题3个路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研究发现, 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在理论上厘清了ESG评级这一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实践上为更好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随着ESG理念在我国的深入发展, 企业ESG表现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文以2013~2023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 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实证分析代理成本在企业ESG表现和融资约束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 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 良好的ESG表现能够缓解融资约束; 企业提升ESG表现能降低代理成本, 进而缓解融资约束。机制分析表明, 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提升ESG表现能缓解融资约束, 且该缓释作用在成长期企业中最明显, 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只在成长期样本企业中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系统GMM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为研究企业ESG表现和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本文以2013~2022年5110个A股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探究先进制造业企业ESG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技术创新和债务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先进制造业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先进制造业企业履行ESG责任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改善企业绩效; 然而, 债务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异质性研究表明, 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非环保企业中尤为明显。研究为推进先进制造业企业ESG实践, 驱动其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本文利用2012~2022年中国A股新能源上市企业的数据, 探究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 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新能源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且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能源利用增效、内部控制提质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提高新能源企业的ESG表现。异质性检验显示, 在国有企业和公众环境关注度更高地区的新能源企业中, 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更显著。此外, 数字化转型对环境责任表现的影响最大, 对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因此, 政府可制定相关政策推动ESG和数字化协调发展。新能源企业应该坚定数字化转型战略, 明确数字化战略实施方向, 借此提高ESG表现。

在当今VUCA特征日益凸显的全球环境下, 组织韧性能够帮助企业成功应对危机, 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研究其形成过程是亟需关注的现实问题。本文以201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企业ESG表现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提高其组织韧性, 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高管有海外背景的企业以及非高科技企业中更强。机制分析发现, ESG表现主要通过提高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3种渠道来助力企业构建组织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 媒体关注度能够正向调节ESG表现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本文为企业在VUCA情境下积极推动ESG实践, 构建组织韧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加快发展绿色转型和持续提高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 影响着企业的生产利润和环保绩效。本文采用2010~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 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深入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企业低碳转型的程度和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碳排放强度, 加速了企业低碳转型进程。企业对碳定价东道国的投资显著减少企业碳排放, 且对碳交易东道国投资的减排效果强于对碳税东道国投资的减排效果。机制检验显示, 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企业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实现碳减排, 对碳定价东道国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低碳技术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的碳减排作用在大型企业、高科技企业、中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显著。本文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低碳转型的机制提供了微观证据, 也为企业合理选择国际化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 企业能源消耗强度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将中欧班列的开通视作准自然实验, 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 贸易便利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机制分析表明,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抑制通过企业科技创新效应和优化资源配置来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私有企业、普通污染企业及中部企业中, 贸易便利化对能源消耗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贸易便利化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基于治理协同与竞争合谋双重效应, 连锁股东在企业劳动力成本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劳动力成本决策直接关系到劳动力成本粘性的高低, 最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采用2013~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 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连锁股东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作用, 探索连锁股东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 连锁股东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连锁股东通过降低企业代理风险、降低企业调整成本和减少管理层乐观预期偏差来抑制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连锁股东能够抑制企业劳动力成本中的数量粘性, 而对劳动力平均薪酬粘性没有影响。连锁股东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透明度更高的企业和行业垄断程度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连锁股东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关系研究, 对于加强连锁股东治理与制定企业劳动力成本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16~24岁青年失业率问题已成为当前经济复苏期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之一,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等引发的不确定性冲击为背景, 通过构建随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研究摩擦性、结构性以及周期性冲击对不同结构青年群体就业水平的影响, 并模拟其就业的政策效果。本文发现: (1)摩擦性和结构性冲击是引起青年群体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 且青年群体对周期性尤其是投资需求冲击的抵抗能力较强; (2)不同受教育水平的青年群体面对疫情冲击时的就业变动存在差异, 较高教育水平群体对结构性与投资需求冲击时表现出更强抵抗能力; (3)政策模拟显示, 企业资助与扩岗补助政策均有助于提振就业, 且低学历青年就业恢复能力更高。本文政策启示: (1)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短期与长期工作并举, 着力缓解青年结构性就业矛盾; (2)企业激励与青年个人提升并重, 在推动经济复苏过程中, 鼓励企业开发更多适合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 (3)提振青年就业与保障青年民生并行, 实施青年分类帮扶, 兜牢青年民生底线。

为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2014~2023年我国30个省(区、市)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 开展了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具体地, 选用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 产业融合水平为自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基础设施完善水平、市场竞争水平为控制变量, 通过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 验证了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产业融合显著正向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且在1%水平上显著; 产业融合先抑制技术效率提升后促进技术效率提升, 且在1%水平上显著; 产业融合对技术进步的作用表现出单一的正向促进线性作用; 东、西、中3个区域的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同, 均表现为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此基础上, 为进一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充分发挥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 提出加快产业融合进程, 稳步推进产业融合;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强化人才体系构建; 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促进市场良性竞争的建议与对策。

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 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增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 劳动资料对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促进作用最强; 作用效果因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东部地区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赋能效果更好; 从传导机制来看, 新质生产力可通过劳动力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赋能创新生态系统韧性; 另外, 新质生产力对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促进作用具有阶段性特征。以上结果深化了新质生产力对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相关研究, 可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