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总体视角研究了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于企业融资决策的动态影响, 从个体视角研究了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从总体视角, 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恢复阶段, 企业偏好内部融资; 在扩张阶段, 企业偏好债权融资; 在衰退阶段, 企业偏好股权融资; 在紧缩阶段, 企业偏好短期债权融资。从个体视角, 宏观经济环境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托宾Q和内部现金流来影响企业的债权和股权融资。宏观经济环境对于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也会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融资约束的不同存在差异。本文提出, 建立多层次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采取精准匹配的信贷政策、推出更多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环境规制如何实现经济增效与环境治理共赢备受关注。本文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政策)———2013年开始实施的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 检验环境政策的经济效应, 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检验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1)"大气十条"政策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但该政策效应逐渐减弱, 不具备长期性; (2)异质性分析表明, 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非国有企业、年轻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财政压力大的地区对"大气十条"政策的实施更为敏感; (3)机制分析表明, 该政策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等路径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拉动作用。本文对于解读中国命令型环境规制实施后的政府行为、企业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丰富了该类政策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 为进一步推行和优化命令型环境规制、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本文以我国2019年开始施行的医药集采政策为外生冲击, 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考察这一政策对制药企业的研发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医药集采政策使医药流通环节的市场竞争变得更加透明和充分, 分别通过研发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了制药企业的研发效率。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 由于研发的规模效应, 集采对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弱、客户集中度高、规模小的制药企业中更为明显; 而由于研发的竞争效应, 这一作用对于创新药企业更为明显。

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 使用2012~2022年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 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该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 本文发掘了高铁开通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 结果显示, 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和投资者实地调研次数的增加是高铁开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内在机制。本文研究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信息传播和推动资本市场有效性方面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在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背景下,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价值攀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 进口竞争通过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了出口价值的攀升。异质性分析表明, 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中、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价值攀升, 但对国有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此外, 对于本就生存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 其对进口竞争冲击的应对能力更强。鉴于此, 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如何在进口竞争中推动企业出口价值攀升的政策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明确财政分权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数据分析方法, 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 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环境规制是财政分权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渠道; 在低收入地区, 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 而在中高收入地区, 财政分权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深化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根据"年度经济人物"、"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等4项榜单界定明星高管身份, 采用PSM法研究明星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 明星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代理成本在明星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公众环保关注度和产权性质对明星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促进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明星高管不仅促进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 而且有助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研究结论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明星高管研究, 为企业通过选聘明星高管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本文以2003~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构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探究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与传导机制。结果显示: (1)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2)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 非都市圈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显著, 但都市圈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有所减弱且溢出效应不显著; 非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 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不显著; (3)技术创新通过节能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对城市绿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未来, 长三角城市群宜在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建立地区协作机制、发挥都市圈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方面重点发力, 以促进全区域高质量发展迈入新阶段。

本文利用新能源示范城市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 采用2005~2021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研究能源转型政策如何影响碳排放。研究发现, 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降低碳排放的效果更加明显; 机制分析发现,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技术创新是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实现碳减排的主要机制; 异质性分析发现, 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降低碳排放的政策效应在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FDI流入低及城市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 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 能够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新能源政策实施及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扩容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战略部署下, 作为绿色转型的关键实施主体, 制造企业不断利用网络嵌入和知识重组以促进其在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本文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收集整理企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外部技术网络嵌入的技术网络地位和网络有效规模进行测算, 基于"外部合作-知识重组-节能减排"的逻辑思路分别探索外部技术网络嵌入对制造企业节能减排的直接效应, 以及从知识重组视角探讨知识再创造和知识再利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 技术网络地位和网络有效规模显著有利于降低合作企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知识重组能力在技术网络地位与网络有效规模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作用。据此提出相应的管理启示以提高制造企业节能减排成效, 为推进"统筹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 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的提出, 再次强调了环境治理的急迫性。想要实现双碳目标, 除了加大环保投入之外, 更要重视环保投资效率。本文基于失败容忍这一理论视角, 以2011~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 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董事会失败容忍和环保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作用, 即提高董事会失败容忍程度能通过激励管理层达到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的效果; 内部控制会显著增强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 机构投资者关注会削弱董事会失败容忍对环保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 异质性分析表明: 内部控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更显著, 机构投资者关注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私营企业和重污染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高环保投资效率, 推进环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利用DEA博弈交叉效率模型对我国2012~2021年各研究区域以碳排放约束为基础的能源效率展开测算, 并进行空间杜宾模型的构建, 探讨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 并将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进行深入探究。研究发现, 在2012~2021年, 我国地区能源效率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显现出来; 在能源效率的影响上, 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是正向影响, 而城镇化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所产生的则是负向影响, 且各因素的影响均显著; 另外, 以空间溢出效应为视角, 对于本地区能源效率, 其他地区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是正向溢出效应, 而城镇化水平所产生的则是负向溢出效应。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 数字金融已然成为新时期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1年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 运用熵权法测度制造业企业供应链韧性水平, 分析数字金融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 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 在经过剔除异常数据与内生性处理后该结论依旧成立; 选取技术创新和企业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 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可以分别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 调节机制检验发现, 金融监管对数字金融与供应链韧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合研究结论, 提出在数字金融背景下提升供应链韧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21年的面板数据, 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 (1)"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 (2)劳动力流动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两种机制; (3)"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中更强; (4)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向调节"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本文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