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 高质量人力资本是重要的新质生产力。Z世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 以要素和协作两种形式创造新质生产力。本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以劳动为变量的生产力跨期模型, 根据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和“三新”经济统计数据有关内容, 构建劳动“能力-意愿”评价指标体系, 并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结果中提取劳动相关指标数据, 将其代入生产力跨期模型比较不同世代群体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结果显示: 在能力维度方面, Z世代群体具有更多高等学历受教育程度经历、更多参加专业领域内职业技能培训、更高频次使用互联网进行商务和工作、更高比例从事专业技术和新兴产业工作等高质量人力资本特征, 以要素形式创造更多的新质生产力, 并通过“七普”数据、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现状和信息产业就业情况等证据给予证实; 在参与创造新质生产力意愿方面, Z世代群体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服务参与热情, 但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水平偏低, 这可能会降低劳动的协作生产力。最后, 从能力和意愿两方面给出Z世代群体创造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实施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形成差异化优势的重要手段, 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推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学术界有关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作用机理缺乏探讨。为了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服务主导逻辑, 构建从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到价值共创, 再到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逻辑框架, 采用383份来自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显著提高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 价值共创的两个维度即互动合作、资源整合, 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正向影响中, 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为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提高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提供了重要启示。

流通业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引领作用。数字经济背景下, 流通业智能化有助于拓展农村消费边界, 同时促进城乡消费网络融合。本文基于2007~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探索流通业智能化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效果。研究发现: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流通业智能化程度均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流通业智能化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且在西部地区抑制效果最大。“宽带中国”政策推行后, 该影响的效果显著增强。机制分析表明, 流通业智能化发展通过扩大电子商务的市场份额、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解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因此, 加快流通业智能化转型速度、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助于缓解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 产业智能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发显著,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从产业智能化的资本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角度论证了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 并从理论上探索了减小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路径。在实证上, 本文采用D-K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现阶段产业智能化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产业智能化主要通过功能性收入分配效应和规模性收入分配效应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了优化产业结构和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能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从经济现代化、社会文明现代化、科技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4个维度出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 利用2012~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熵权法计算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并探究其时序演变特征; 并对4个子维度进行耦合协调分析, 探究4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度的动态演进过程; 最后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我国整体的现代化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较低, 但协调发展度呈逐渐上升趋势; 我国现代化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形成“东高西低”的格局, 现代化水平整体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 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包容性政府调控能力以及人口增速、合理的产业结构及资源效率均能促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本文基于国内循环质量和国际循环质量两个维度评价了新发展格局质量, 并从繁衍、变异、适应、流动、锁定破解5个维度评价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指数, 形成2010~2022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采用空间双重差分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新发展格局质量”研究系统进行准自然实验, 得到结论如下: (1)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均能够显著促进新发展格局质量; (2)在其他地区进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能够对本地区新发展格局质量具有促进效应, 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对新发展格局质量的空间传导效应显著为负; (3)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能够通过正向促进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对区域国内循环质量和国际循环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本文以基于相对价格法计算的区域市场分割指数与2004~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指标为基础, 分析市场分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 区域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且抑制过程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进一步分析发现: 资本品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同样显著; 市场分割通过环境规制、创新资源配置、数字普惠金融效应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位于东西部地区、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低集中度行业的企业、处于低融资约束水平和低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以及国企的绿色技术创新受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共享型经济的发展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和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的110个城市为研究样本, 将数字经济纳入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框架, 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 (1)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呈明显的收敛态势,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收敛, 且这一结论在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及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 (2)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且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3)从空间维度来看, 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促进作用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影响最大, 中游城市次之, 下游城市最小; (4)从时间维度来看, 2013~2022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的收敛速度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 且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缓冲期, 2016年以后其促进作用才显现出来。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围绕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和综合指标来构建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利用熵权TOPSIS和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示法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将各指标集合进行可视化呈现; 同时运用QAP模型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结构分解和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 (1)我国新质生产力整体上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 各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均值>长江中游>西南地区>黄河中游>东北>西北”的梯度格局; (2)新制造和新服务指标的提升有助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3)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 八大地理分区存在绝对俱乐部收敛, 在影响因素的扰动下大部分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表现为加快速度收敛。

公司治理是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基础, 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有公司治理效应, 有助于厘清试点政策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 试点政策打破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博弈均衡, 需要对高管薪酬契约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基于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发现, 试点政策使企业调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且在高碳行业中更显著;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由于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业绩, 为了提高企业绿色转型的内部动力, 企业做出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决策。研究还发现, 试点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可能性更高, 并且那些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试点企业会有更多的绿色创新和更好的ESG表现。本文是对研究试点政策效果文献的补充, 也能为如何激发企业环境治理的内部动力提供启示。

本文构建SBM-ML模型, 从实证视角对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际情况进行测算, 在此基础之上, 进一步进行面板模型的构建, 围绕3种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分别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参与型)展开, 研究与探讨其在工业绿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体影响, 最后, 通过Sobel调节因子检验模型揭示绿色技术创新这一指标在上述影响中所发挥的主要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我国整体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5.6%的增长率在不断增加, 中部、东部、西部依次递减, 其中工业绿色进步值发挥着主导作用; 从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上来看, 命令型和市场型均会在相应程度上形成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制约, 与之相对应的, 公众参与型产生的影响则有所不同, 具体以先促进后抑制为体现; 采取相应手段及措施创新绿色技术, 发挥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本文基于2009~202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模型, 实证探析绿色金融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及异质调节机制。实证证明: 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 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始终具有显著“赋能效应”, 满足“梅特卡夫法则”; 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线性促进效果, 负向效果不显著; 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显著“倒梯型”特征, 且具有“中等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陷阱”。进一步研究发现,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水平、金融监管、低碳技术异质调节着绿色金融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生产和贸易对于全球经济具有全局性的重要影响。本文综合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主要国际能源贸易产品, 构建国际能源贸易网络, 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国际能源贸易网络的韧性进行测度分析, 并对3类能源产品贸易网络中全球十大经济体的抗冲击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从静态韧性角度看, 国际天然气贸易网络的综合韧性较低, 国际石油贸易网络的综合韧性中等, 国际煤炭贸易网络综合韧性水平最高, 这说明国际煤炭贸易网络在受到冲击时的破坏影响较小, 网络结构稳定性较好。天然气国际贸易网络主要依赖少数核心国家支撑, 网络韧性水平较低。从动态韧性角度看, 中国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中的中转能力与扩散能力都表现出较好水平, 在能源贸易网络节点抗干扰性表现分层中几乎都处于第一或第二层。最后, 根据国际能源贸易网络的韧性特征, 提出加大中国、中亚和西亚间的油气管道建设以及建立中国-中亚-西亚能源经济圈的对策建议, 以进一步保障中国能源供应链安全。

现有关键技术攻关相关研究尚未深入揭示高管团队如何引领企业实现高难度的技术创新目标。本文运用动态管理能力理论提出, 综合高管团队的管理认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3种维度的动态管理能力是影响关键技术攻关的重要因素, 由此构建理论模型开展研究并考察跨界整合创新的中介作用, 得到以下结论: 高管动态管理能力显著促进关键技术攻关, 而跨界整合创新对此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合理地解构出高管在关键技术攻关中发挥作用的影响机制, 深化了关键技术攻关影响因素之间关联机制的理论认知。同时, 本文的创新性研究方法为未来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其实践意义在于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突破过程中高度重视打造有动态管理能力的管理团队。

本文以2013~2022年我国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 实证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活动显著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 影响机制检验显示,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分析师关注从而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异质性分析表明,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位于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以及国有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多维度研究结论为机构投资者能通过实地调研活动积极参与企业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对完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强化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