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融合发展是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数字化发展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础和技术支撑。本文在梳理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分别测算两业协调发展水平与数字化发展水平,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探索数字化发展对两业融合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两业协调发展水平表现出上升趋势,且存在空间集聚特征。数字化发展显著促进了两者的融合,且该推动效应在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科技创新是重要中介机制,能够加速融合进程,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影响可持续经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且投资者关注发挥了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两条路径来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和制度环境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据此,不仅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也为企业如何提高可持续经营能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建议。

后疫情时代伴随“数实融合”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企业亟需利用资本市场力量改善其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资短缺等难题。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资本治理效能视角切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实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专利具有提升作用,且表现出明显时滞效应;以上效应影响主要源自数字化转型改善了资本治理效能,具体表现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股市信息治理效率、整合供应链资金运营与释放创新资本效率;当所属行业竞争、区域环境规制以及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强烈,但产权性质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产生显著差异性影响。本文基于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理论揭示了“数实融合”的微观机理,对监管部门和实体企业在绿色发展情境下推进数字化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熊彼特假说视角,利用2011~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非线性促进作用,且边际效应递减;市场竞争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某一市场竞争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达到峰值,超过这一阀值,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逐渐降低。异质性检验表明,若企业是国有企业或制造业企业,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效应具有稳定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的交互作用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提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借助产业数字化平衡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产业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测度后实证探讨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多维度比较分析其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碳生产力的提升,但该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在中、西部和数字技术水平低的地区,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强;相比农业和工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动碳生产力提升。本文为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以及充分发挥其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及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如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实现后发追赶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议题。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后发追赶之间的关系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探索。本文基于2012~2022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后发追赶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评分匹配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有效。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市场追赶的提升作用比技术追赶更强;(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动态能力的途径促进企业后发追赶;(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技术产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产业企业追赶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拓展了企业后发追赶研究的视角,并为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和追赶策略提供了依据。

本文基于2006~2022年黄河流域九省区9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表明:(1)2006~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从轻度失调发展到一般协调;(2)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倒U型”影响;(3)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上述“倒U型”影响得以发挥的两条内在机制;(4)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倒U型”影响仅显著存在于资源型城市和中上游城市。研究结论可为黄河流域持续有效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提供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维度的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0~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等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其中,财政支出绩效和环境规制强度起到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下,更显著地促进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加强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效率协同增长、优化政府财政支出、加快数字城市建设等建议。

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改善污染问题,对推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取2013~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连锁股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该结论通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连锁股东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协同效应机制)以及增强企业透明度(治理效应机制)来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市场竞争较弱和环境规制较低的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本文不仅丰富了连锁股东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研究,也对新发展时期如何发挥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背景下,本文针对碳排放权合理分配的问题,采用改进的ZSG-DEA模型考虑各省(区、市)的减排潜力,探寻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碳排放权省域分配方案。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区域减排潜力各不相同,东部地区减排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减排潜力组内差距较大,且低减排潜力组有50%集中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整体减排潜力不足,东北地区集中于中、低减排潜力组;(2)改进的ZSG-DEA模型计算出减排系数更加合理,缩减了减排压力差距,能通过缩小省(区、市)之间的不公平程度来降低政策实施难度;(3)综合减排潜力和减排系数两个方面发现,仍有部分省(区、市)如河南等处于低潜力高减排的状态,面临凭借自身条件难以有效降碳的困境,也有部分地区在碳减排方面“仍有余力”。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各区域应发挥自身优势助力碳减排,在安排省(区、市)碳排放额度时要注重不同省(区、市)的减排潜力,同时加强减排责任意识,推动区域之间的合作。

本文以2011~2022年制造型企业为例,将创新性、前瞻性、风险性等10种MD&A语义指标引入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的碳减排信用风险预警模型中,探究引入前后模型预测效果的变化,并使用SHAP可解释法揭示预警模型决策逻辑过程。研究发现:(1) MD&A语义指标可显著提升碳减排信用风险预警模型的预测效果,如P_i、CV_i评估指标的提升幅度、降低幅度分别在1%~11%、0.0029~0.1944。而相较于语义指标,碳减排信用指标对模型预测效果提升更为明显;(2)总体碳减排信用风险预警效果上,XGBoost模型最佳,其次是RF和SVM模型,LR模型最差;(3)净语调1、创新性、风险性是影响碳减排信用风险的关键语义指标。当净语调1、创新性指标增大时,模型预测为正常企业的概率增加;当风险性指标增大时,模型预测为违约企业的概率增加。

绿色创新效率是影响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中国企业2011~2022年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并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三重分解,探讨了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环境关注和劳动投入是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主要贡献者;(2)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结构看,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改进(TEC)和技术进步(TC),而规模效率(SC)的持续恶化却弱化了两者的作用;(3)异质性实证检验表明,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最弱,分行业检验结果则表明重污染行业效率高于非重污染行业,高科技行业高于非高科技行业。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数智化转型在人工智能发展下逐步推进,并起到赋能经济社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外生冲击,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城市数智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分配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对非试点城市而言,试点城市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员工议价能力高的企业、东中部地区和市场化水平低的企业更明显。机制分析得出,城市数智化转型能够增加企业现金充裕性、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表明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改善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劳动错配程度较大地区的企业。本文丰富了人工智能试验区的经济后果研究,为推动人工智能落实发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政策启示。

为充分发挥国际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以2010~2022年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面板数据为基础,就国际直接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选取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门限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分析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技术投入资金反向抑制其自主创新,而国际直接投资、研发人力资本、研发人员报酬、企业规模、国家研发补贴、市场经营状况、对外开放水平正向促进其自主创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技术投入资金之间存在一对协整关系,与国际直接投资、研发人力资本、企业规模、研发人员报酬、国家研发补贴、市场经营状况、对外开放水平均存在两对协整关系,且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国际直接投资可正向促进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并随着研发人力资本门限值的增大,促进作用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点;将研发人力资本的门限值设定为小于11.364,可更好发挥国际直接投资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促进作用。基于实证结果得出,要进一步发挥国际直接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从改善投资环境、引进研发人员、加大投入资金、营造自主创新氛围、加强行业对外开放、开展良性行业竞争等对策入手。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新时代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东北地区受历史因素的影响,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明显落后于产品市场,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严峻挑战。本文基于2002~2021年地级市层面数据,对东北地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扭曲协调度和偏离度进行多维测度,并利用PVAR模型探究造成要素市场扭曲的障碍性因素,以畅通东北地区要素资源流动。研究表明:(1)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均被低估。在时间序列上,资本价格扭曲随时间呈波动上升趋势,劳动力价格扭曲则随时间呈波动下降趋势;在空间层面上,要素价格扭曲存在地区差异性,高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两翼和辽宁省、吉林省的中部;(2)在协调度方面,相邻地级市在要素价格扭曲变动上具有较高同步性;(3)在偏离度方面,辽宁省和吉林省中总产出占比越大的地级市,要素价格扭曲越大,黑龙江省中总产出占比越大的地级市,资本价格扭曲越小、劳动力价格扭曲越大;(4)在影响因素方面,对外开放在短期内可以缓解要素市场扭曲,过度的政府干预强化要素市场扭曲,城镇化可改善资本扭曲,但对劳动力扭曲的影响则由正转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企业在抓住机遇,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同时,也需要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华关系4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预测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计算样本国家的综合风险评价值;基于2012~2022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构建GA-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回归和随机森林3种预测模型;通过对比预测精度,确定最佳预测模型,利用2021年的指标数据,对2022年的投资国别风险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在“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的研究背景下,支持向量回归模型预测效果最优,证明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有效应用于风险管理领域;(2)“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东欧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投资国别风险普遍较低,而南亚地区投资国别风险普遍较高,但都存在特例。本文研究结果可为“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