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主要驱动力,企业家等高能力人力资本作为知识和技术的载体,在企业的经营决策和创新创造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专用性及其风险承担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提升使得企业家人力资本相对价格提高,财务资本相对价格降低,从而促使公司治理范式从“资本雇佣劳动”向“劳动雇佣资本”变革。高科技时代背景、资本市场完善导致的股权多元化以及企业较高的创新发展需求为“劳动雇佣资本”治理范式发展提供了适用环境。此外,“劳动雇佣资本”治理范式不仅会极大地激发企业家能力,也会引发企业各治理主体权益发生变化,进而能够通过提高治理效率和实现制度革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通过数字化转型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数字经济赋能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论与动态能力理论,剖析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理,为赋能新质生产力提供参考。结果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长期与短期影响存在差异,短期表现为提升整合、配置及运用资源能力,长期表现为增强其创新变革的感知、抓取与转化能力;(2)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短期影响的正向作用显著,长期影响不显著。不仅如此,市场竞争强度的正向调节作用不容忽视;(3)根据异质性效应结果,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为正,中部与西部地区则较为微弱;国有企业的驱动效应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样本。研究结论为提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供了新的赋能方向。

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三新并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伟大创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三新并举视作投入要素、高质量发展作为产出成果,采用SBM模型测度三新并举全要素效率,并运用类方差分解、Moran指数和收敛模型等方法考察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06~2022年三新并举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果愈发明显,其中,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三新并举全要素效率的空间差异呈现发散趋势,四大板块的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集聚效应促使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的全要素效率呈现收敛态势;三新子要素全要素效率的集聚重心偏向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城镇化的全要素效率分别表现为南强北弱和北强南弱,新型工业化全要素效率历经南强北弱到北强南弱的转变。

中欧班列如同“跨境钢铁驼队”,复兴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提高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创新水平,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本文采用2001~2020年全国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基于多期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中欧班列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班列开行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包括工具变量回归、排除政策干扰在内的系列稳健性检验都支持前述结论,并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2)中欧班列的创新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良好的经济、产业、开放、人力等区域发展基础都有利于增强班列的创新促进效应,适宜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开放政策等体制环境也有助于更好释放班列的创新效应,但地方政府过度偏重数量型增长等经济目标导向也将制约班列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国家层面应进一步推动中欧班列发展,并引导不同区域结合自身“生产力-生产关系”特点,因地制宜促进班列创新提升效应更充分释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

企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微观形态,是创新驱动在微观领域形成的先进生产力。本文以知识生产函数为基础,基于2008~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对其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而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能正向调节金融投资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抑制效应。路径分析表明,金融投资通过创新投入、发展能力与经营能力三个渠道影响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本文丰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对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并为企业进行合理投资分配以及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启示。

以200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利润和企业规模影响组织韧性的双中介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组织韧性,且该结论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企业利润与企业规模通过部分中介效应赋能组织韧性的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的企业性质、地理位置和企业年龄间呈现出显著差异。实证结论进一步诠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作用路径,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同时也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优化运营管理和决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数字化发挥引导和促转作用。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2013~2023年市级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驱动作用,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3个渠道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优化金融错配、加大研发投入。据此,本文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随着数据资产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价值日益凸显,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9~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网络地位对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网络地位对其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在企业网络地位对其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即客户集中度越低,企业网络地位对其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越强。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多阶(长链)结构和小规模企业而言,企业网络地位对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影响效果尤为明显。本文揭示了企业网络地位影响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微观机制,为我国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制度以及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动态fsQCA分析方法对前4批A股上市的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分析其数字化转型路径,结果发现:(1)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均不构成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家族所有权、市场化程度的必要性存在明显的时间变化趋势;(2)驱动专精特新家族企业高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有4条,即“市场主导-技术辅助”、“技术主导-环境支持”、“去家族化-多要素复合驱动”、“家族控制主导”4条驱动路径,其中技术层面的前因条件尤为重要;导致专精特新家族企业非高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有两条,其中技术层面前因条件全部缺失;(3)时间维度上,各路径在绝大多数年份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空间维度上,“市场主导-技术辅助”、“市场主导-环境支持”、“家族控制主导”的覆盖度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差异。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这不仅关乎其自身生存发展,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基于200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估计结果十分稳健;(2)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内部能力、提高外部市场关注和增加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区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经验证据,并为我国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碳绩效,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高1%,企业碳绩效水平将提升0.013%;(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改善企业碳绩效;(3)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行业竞争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碳绩效的关系;(4)异质性分析表明,重污染、低融资约束和高研发投入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碳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些发现有助于加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并为如何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碳绩效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证经验。

为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以2013~2023年全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实证研究。以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为因变量,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为自变量,以行业规模、资本强度、融资能力、外资投入比、技术成熟度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稳健性、异质性检验等,验证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行业规模越大和资本强度越强的制造业,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越高;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依赖度、发展阶段、数字化来源、行业要素不同的制造业促进效果不同,对出口依赖度高、发展阶段靠前、国际数字化来源和高技术创新的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减少外部交易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的方式,促进制造业绿色技术的创新。为提高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提出包含加强行业市场竞争力和加强政府监管等策略,以期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专精特新企业对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创新机制和政策培育两方面,而新产品开发绩效作为专精特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鲜有学者关注。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本文遵循“能力-行为”匹配视角,将数字化能力与服务化导向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构建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组态效应模型。运用fsQCA方法对48家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化能力和服务化导向之间存在“多重并发”效应,可以通过4种不同的组合路径实现高新产品开发绩效;(2)将4种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组合路径进一步聚类,可归结为强数字化资源协调能力的能力拉动型和强产品导向服务化的服务推动型,这两种类型下数字化感知能力与客户导向服务化均具有替代效应。本文从“能力-行为”匹配视角丰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前因组态,并为专精特新企业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提供实践建议。

披露高质量的环境信息不仅是企业环境管理制度的制订基础,也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08~2023年上市公司样本,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贴息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激励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财政与金融相协调的绿色信贷贴息政策能显著改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2)核心机制在于自愿性披露机制和强制性披露机制,前者主要是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增加高管绿色认知得以实现,后者表现为通过政府监管水平提升引致的合规效应强制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3)政策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存在更强的激励效应。本文结论为其他激励性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企业为避免监管以及满足融资需求而进行的杠杆操纵行为屡见不鲜。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时代变局中,为环境绩效付诸的努力能否对企业杠杆操纵起到治理效应亟待讨论。本文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环保投资对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及其潜在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环保投资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并且这一影响受到地区环境规制力度、重污染行业属性以及低市场竞争度的强化。渠道检验结果表明,环保投资能帮助企业获取债权融资、提升ESG表现,进而实现对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的治理效应。本文从杠杆操纵的视角揭示了环保投资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凸显了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中的重要地位,为政府部门监管企业行为提供了来自环保实践层面的启示。

科学合理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和应用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具有必要性,也能为规范研究提供丰富的实践论据。本文通过借鉴已有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科学性、实用性、全面性、简洁性的指标构建原则,建立了包含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人口现代化7个一级指标、29个二级指标、98个三级指标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初始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机器学习的LASSO筛选变量法,在此基础上再构建出包含7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78个三级指标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最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熵权-TOPSIS法对我国2012~2023年的指标权重和指数进行了分项和综合评价,得出指标权重排序、现代化发展态势、分类重视程度、现代化制约因素等研究结论,继而从统筹推进各领域的协同发展、积极发挥“前十因素”的“火车头”作用、有效补齐迈向高位的制约短板3个方面提出启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