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专注于创新领域等特征，这些特征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高度相关，两者的关系值得探讨。本文基于2011~2023年风险投资数据与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风险投资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分析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越大的企业，风险投资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越明显；非国有性质企业、高科技类型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风险投资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支持风险资本赋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事实依据与政策参考。

在全球绿色转型和数字化浪潮的双重驱动下，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双化协同)成为专精特新企业实现高水平绿色创新的重要动力。基于横纵双线协同视角，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fsQCA方法探讨供应链“双化协同”实现专精特新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组态。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水平、专精特新企业绿色化水平、供应商企业数字化水平、供应商企业绿色化水平、客户企业数字化水平、客户企业绿色化水平之间联动匹配，使专精特新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组态存在多重并发、殊途同归的非对称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本文识别出4种专精特新企业实现高水平绿色创新的路径，即“企业内源主导型”路径、“供应商单向协同型”路径、“客户单向协同型”路径、“全链双向协同型”路径。本文结论表明，不同类型的专精特新企业可通过差异化协同策略实现绿色创新目标，供应链“双化协同”能够充分发挥供应链全要素联动优势，为专精特新企业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启示和实践参考。

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2009~2023年间285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新质生产力对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该效应主要通过缓解区域间劳动与资本要素错配实现。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非资源型、非交通枢纽及中小城市从中获益更为明显。研究成果为因地制宜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和培育新动能提供了政策参考，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为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成为推动与赋能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本文选取2011~2024年中国A股“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显著增强了“专精特新”企业创新韧性且存在两年滞后期，该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增强研发投入4种渠道得以实现。此外，数据要素对非高技术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创新韧性具有更积极的影响效果。本文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依托数据要素培育其创新韧性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数据要素配置是深化低空技术应用、丰富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的有力支柱，已成为驱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文以2014~2024年为研究起止时间，以中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基准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量化考察数据要素配置能否有效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的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配置对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赋能效应。在经过内生性研讨与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再次得到证实。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是数据要素配置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南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地区，数据要素配置对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

绿色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国际分工合作为企业获取全球创新资源提供了重要渠道。本文深入剖析了国际化广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国际化广度拓展可通过东道国绿色技术溢出与融资约束缓解机制显著提升母公司绿色创新水平，高管风险偏好和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水平对该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以及东部和东北地区企业从国际化广度拓展中获得的绿色创新效应更显著；技术寻求型投资以及向高创新能力、强环境规制国家投资的绿色创新效应更突出。拓展性分析发现，国际化广度对非绿色创新无显著影响，验证了其对绿色创新的独特作用；国际化规模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弱于广度，而国际化深度的效应不显著，凸显了国际化广度的独特价值。本文深化了对企业参与国际循环和绿色创新关系的理论认知，为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QVAR-DY方法探究新能源矿产进口价格与股市绿色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来看，新能源矿产进口价格与股市绿色行业间存在显著的双向风险溢出，且极端市场条件下溢出强度更高，极端上行市场下，新能源矿产和股市绿色行业分别充当净传递者和净接收者；从动态来看，溢出效应的强度与方向受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地缘冲突后新能源矿产(钴、镍、铜、硅)几乎充当净传递方，绿色股市生产类行业几乎充当净接收者；机制分析表明，总风险溢出呈现首期脉冲式响应峰值，其冲击强度由高至低排序为中国低碳目标、汇率波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持续时间最短。因此，监管者应强化供应链安全保障机制，加强期现货市场监管与国际资源合作，协同防范矿产进口价格冲击的影响。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数字产业集聚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突破口，是否也是生态环境改善的新契机？本文选取长三角区域41座城市2006~202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以及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集聚具有环境污染治理效应，且该效应具有空间溢出特征；数字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提升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强度以及促进城市内部经济集聚进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地方政府干预可以强化数字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数字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净化作用在二线及以上城市、PITI指数未公开城市以及“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效果更优。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实现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数字经济发展降低碳排放是助力新质生产力,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将数字经济和碳排放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门限空间杜宾模型与半参数门限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我国2011~2024年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本地碳排放可通过地理位置、经济关联和经济地理共同作用影响邻地碳排放; 数字经济的空间滞后项存在门限效应, 市场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数字经济推动周边地区碳排放增长幅度更大; 异质性分析发现, 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 数字经济均显著抑制本地碳排放, 促增邻地碳排放, 同时在市场化越过门限值后数字经济对邻地碳排放的作用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 进一步将数字经济设为非参数项后, 发现其对碳排放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 总体上呈倒"N"型。研究结论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目标和重要着力点, 其协同发展和深度融合为经济增长"换道超车"提供了持续动能。本文系统分析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概念机理, 创造性地将二者转型发展区分为数字产业本身的绿色化转型, 传统产业中新能源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传统能源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和一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4类, 并基于协同演化理论阐释数字化与绿色化通过技术、制度与市场多维互动, 从"相互关联"到"深度协同"的动态过程, 丰富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理论内涵。研究发现, 数字化绿色化以制造业、建筑业、信息通信业、交通运输业和能源行业为重点领域,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促进绿色建筑降碳增效, 加快信息通信行业和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数智双碳"产业生态初步形成。中国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以数字技术应用突破推动重点领域低碳转型, 但也面临协同机制路径不清晰, 制度保障不完备, 协同程度不平衡, 各类要素支撑能力不充分等挑战。推进"双化协同"应优化重点产业资源配置, 规范低碳标准和数据使用制度, 促进全社会数字化转型深化发展, 形成全领域新质生产力聚合要素。

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大背景下, 数据要素市场化已成为提高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驱动力。基于此, 本文选取2010~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数据要素市场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且这一作用对于大规模企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作用机制分析发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渠道, 金融集聚在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加快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时代的快速发展使数智技术深度融入企业发展进程, 实施数智化转型也已成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方向。本文以2013~202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数智技术应用、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作用机理, 并进一步探究了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数智技术应用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且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集中度较低的行业中更加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 内部控制在数智技术应用和信息披露质量二者之间能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调节效应检验发现, 市场化进程正向调节数智技术应用与信息披露质量间的关系, 且其对内部控制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前半路径, 即促进数智技术应用对内部控制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数智技术应用的经济后果和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推动企业实施数智化转型和创新商业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在数字化审计变革中，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政府审计质量备受关注。本文探究了公共数据开放对政府审计质量影响的内在机制，接着以中国各地级市相继推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并以2008~2024年我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提升政府审计质量，且通过提升信息搜寻匹配效率、审计独立性、公众聚集度等机制对政府审计质量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聚集效应地区、强财政能力地区、优制度环境地区，公共数据开放对政府审计质量提升的作用较为显著。本文探究公共数据开放如何赋能政府审计质量提升，为保障公共数据合理使用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方向。

为进一步分析数字化技术变革对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本文以2014~2024年A股上市的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就数字化技术变革对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进行实证。其中，选取制造企业经济效益为被解释变量，数字化技术变革为解释变量，竞争程度和创新投入强度为调节变量，企业规模、企业生命周期、股东权益比、资产回报率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验证数字化技术变革对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技术变革正向促进制造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竞争程度对数字化技术变革促进制造企业经济效益提升具有增强作用；创新投入强度对数字化技术变革促进制造企业经济效益提升具有增强作用。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要进一步提升制造企业经济效益，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变革的作用，可从以下3个方面实现：推进数字化技术变革，培养数字化技术人才；提高制造企业竞争程度，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加大创新投入强度，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

深入研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有助于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全面冲击。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信号传递等理论分析了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介入能显著改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企业高管金融背景在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改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风险投资介入通过降低企业现金流不确定性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了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据成为关键战略资源，传统资产负债表难以反映数据资产与负债状况，构建数据资产负债表(DBS)意义重大。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讨DBS相关问题。基于数据资产具有非实体性、数据负债源于合规性等特征，设计DBS核算主体、范围、会计确认与计量原则及报表结构，指出编制中面临法律确权、估值标准缺失、技术支撑薄弱等挑战，并提出解决策略。研究表明，DBS能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