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探索性的运用Undesirable-Window-DEA模型测算2012~2023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 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动态变化。研究发现: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 但整体水平还不高; 新质生产力水平空间差异显著, 表现出明显的俱乐部效应; 区域间差异是新质生产力水平空间异质性的主要来源; 新质生产力水平空间差异呈收敛趋势; 存在较为突出的新质生产要素投入冗余情况, 且地区差异较大。建议按照因地制宜理念优化各地新质生产要素配置, 针对"引领型"、"发展型"、"追赶型"、"潜力型"地区分类采取培育措施, 并在全国层面加快完善相关制度, 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本文基于Undesirable-Window-DEA模型测算得到的效率值更符合"新质生产力"内涵, 这使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测度与评价、时空差异特征的刻画、空间差异来源及动态变化的分析更贴合实际, 对投入冗余的分析为优化新质生产要素配置提供了方向。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本文以二者的生产关系为切入点, 采用SBM模型测度新质生产力全要素效率并进行分解, 运用类方差分解、Dagum基尼系数、Markov链和β收敛模型考察新质生产力全要素效率的区域协调特征。研究表明: 2007~2023年新质生产力全要素效率大幅提升, 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果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佳, 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处于生产前沿; 四大板块内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存在差异, 使得四大板块的区域间差异是全国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全国范围内新质生产力全要素效率的空间差异呈现收敛态势, 收敛速度随效率水平提升而加快; 具体到新质生产力子要素, 新质劳动者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还能促使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区域间更加协调。

新质生产力是契合新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 也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本文从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CRITIC法对2011~2022年中国284个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 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和障碍因子诊断等方法探究其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发现: 新质生产力总体水平呈持续增长态势, 四大区域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状态;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 区域间差异是最主要空间来源, 物质生产力差异是最主要结构来源; 科技存量、能源结构和工业数字化是制约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而城市群是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区域。本文基于2012~2022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 根据既有理论构建城市群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测度, 揭示其时空变动、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发现: 城市群总体及各城市群新质生产力水平均表现为上升趋势, 整体呈"多核辐射、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异格局; 城市群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及区域内差异逐渐缩小, 城市群间差异仍旧显著且是总差异的主要来源; 各城市群存在两极或多极化特征; Markov链结果显示, 城市群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俱乐部收敛"特征, 邻域空间滞后水平提升能增加本地区向上转移概率;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 城市群新质生产力水平随时间演进而提升, 具有长期向高值集中的态势。据此, 本文以先发城市群辐射带动、东北与中西部城市群崛起以及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角度为城市群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路径选择。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 如何推动中国碳减排与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探析了绿色金融和科技研发对碳排放的影响, 实证证明了绿色金融与R&D投入均对碳排放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 而且R&D投入在绿色金融与碳排放之间的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它既是绿色金融政策落地的关键驱动力, 也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技术手段。因此, 我国应当加强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发挥R&D投入和技术创新在实现碳减排中的关键驱动作用, 同时推动绿色金融与科技研发协同发展。

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爆发式增长, 动力电池的退役潮即将到来, 废旧电池的回收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 本文将碳交易政策与政府的回收补贴纳入闭环供应链模型中, 通过构建制造商回收(模型M)、零售商回收(模型R)以及第三方平台回收(模型T), 对比了碳交易价格、碳排放因子、政府回收量补贴、退役电池回收率对不同回收模型最优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 尽管碳交易价格会抑制零售商低碳宣传努力水平, 但在某些条件下, 碳交易价格对制造商碳减排投资水平具有激励作用; 当政府增加退役电池回收量的补贴时, 模型M和模型R的最优定价降低, 并且最优定价对补贴福利的敏感性程度取决于退役电池的回收率; 新能源电池的最优定价会随着碳排放因子的提高而升高, 最优定价对碳排放因子的敏感性取决于碳交易价格。

本文选取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将发挥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研究发现: 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而这一政策诱发的绿色创新是在既有创新活动基础上叠加的杠杆效应, 并未挤出其他技术创新; 其中, 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强化高管绿色认知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 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在西部地区、强环境规制地区以及高竞争行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视角, 为推进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碳交易政策, 采用断点回归设计(RDD), 探讨了环境责任对企业系统性风险和总风险的影响。利用2014~2023年间20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 其中处理组为93家试点企业, 对照组为111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选取的非试点企业。研究发现,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显著降低其总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 政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区域等方面具有异质性效应。调节效应分析表明, 管理者短视越轻, 高管薪酬越高, 代理成本越低, 碳交易的风险降低作用越强。中介机制分析表明, 履行环境责任通过扩大投资者基础、减少融资约束和增加金融投资降低企业风险。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深刻变革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 新兴能源主体如分布式发电、微电网、储能等创新发展, 成为实现能源结构升级与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本文通过构建动态CGE模型, 深入评估了新兴能源主体创新发展趋势对经济的多维度影响, 包括市场角色、电力市场参与、宏观经济效应及环境影响。研究发现, 新兴能源主体的增长对经济效益有正面影响, 通过提高能源供应的多样性和可靠性, 积极促进了电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和价格的稳定发展。同时, 新兴能源主体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尤其是在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结构方面, 对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本文综合考虑了生产模块、收入支出模块、市场模块、政策模块以及动态模块, 全面模拟新兴能源主体在不同政策情景下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的综合影响。基于模型的模拟结果, 本文提出了政策支持与市场激励、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与市场机制等建议, 以促进新兴能源主体的健康发展,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2014~2023年我国30个省(区、市)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开展产业结构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其中, 以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为因变量, 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为自变量, 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控制变量, 通过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验证我国产业结构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正向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并在5%水平上显著;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显著促进绿色技术效率, 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显著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并在5%水平上显著; 技术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实证结果基础上, 为进一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提出几点建议: 合理化布局产业, 促进产业高度化转型; 加大技术创新资金投入, 培养先进技术人才; 加强对外开放, 促进区域融合发展。

创业是促进市场主体创新、改善民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2023年283个城市新注册企业数据从城市、区域和行业3个维度研究城市创业活跃度水平时空演化和区位选择特征。研究发现: (1)城市创业活跃度以2015年为时间节点呈现"两阶段"特征, 与宏观经济增长趋势相似; (2)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展布且重心逐渐向东南移动, 空间差距不断扩大, 四大板块间差距是其主要来源; (3)各行业创业活跃度均有提升, 但空间极化和敛散性特征存在行业异质性; (4)创业区位选择特征分析表明, 不同规模城市、除农业外的其他行业以及除东北之外的其他区域均存在数智导向; 经济基础导向主要存在于中、小城市、东、西部地区以及非制造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劳动力导向; 技术导向存在于中、小城市、西部地区和除农业外的其他行业; 小城市、西部地区、非制造业、生活性和公共服务业还存在资本导向。本文研究发现为促进创业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经验依据。

区域对外服务能力提高是否有助于区域间生产要素的相互协调和高效配置, 进而显著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方面探究区域对外服务能力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区域对外服务能力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呈现倒"U"型。影响机制分析发现, 区域对外服务能力通过提高区域间劳动力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正向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 东部、中西部地区对外服务能力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均为倒"U"型, 且不存在组间差异; 区域对外供给高端服务要素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效果显著大于区域对外供给低端服务要素的作用效果。

专项债作为近年来重要的财政工具, 成为地方政府补充财力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5~2023年地级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对本地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专项债确实发挥了稳投资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 专项债提升企业投资水平的主要途径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以及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专项债对企业投资的带动效应在国有产权、融资约束高、基建相关行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对于东部地区和隐性债务存量较低的地区, 地方政府专项债对企业投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对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认识, 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3年的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内部控制是否积极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以及其具体的影响路径。实证检验发现, 内部控制有助于直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并通过提升数字化和人力资源水平间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内部控制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仅在非国有企业显著。前述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理论认识, 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了决策支持。

自2018年起, 美国积极推动对华科技"脱钩"以维护其科技霸权地位, 此举势必会对中美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美科技"脱钩"程度加深, 中美两国GDP、投资和福利水平均大幅下降, 但美国降幅更为明显。同时, 中美两国贸易总量锐减, 进出口国别和产业结构呈现多元变动。相较之下, 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GDP、投资和福利水平在"脱钩"情景下均有所改善, 进出口贸易扩张, 除高技术产业进出口增加外, 其余产业出口受损严重, 但进口提升明显。对此, 中国应通过协商谈判来管控分歧, 拓展中美科技合作空间, 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外开放, 开辟技术交流新渠道。同时, 中国还需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培育新质生产力, 以实现产业供应链的自主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