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4~2023年面板数据, 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实证检验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仍成立。机制分析发现： 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在财税政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 不仅发挥着独立中介作用, 而且也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和位于中心城市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本文基于2011~2023年沪深A股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实证检验科技金融水平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 优化科技金融服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 经稳健性检验, 结果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 科技金融通过畅通资金供给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加强科技资源供给降本增效促进企业释放低碳转型新动能的两条路径, 助力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 东部和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企业、非四大外部审计服务的企业, 科技金融对其生产效率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上述两者关系在分析师跟踪多、投资者关注度高、地区补贴力度大的样本企业中表现明显, 有效地发挥了调节效应。本文为科技金融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提供了微观证据和理论支撑。

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设立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278个地级市数据, 运用多期DID模型探讨了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能显著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 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主要通过加强地区创新积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集聚水平3种渠道来驱动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 异质性分析表明, 该政策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效应在五大城市群内、市场整合程度更高和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样本中更为显著。

本文基于"人才-科技-产业"三链协同理论框架, 以2014~2023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 运用动态QCA方法深入探究"人才-科技-产业"复杂生态系统下各省(区、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优适配路径。研究发现, 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5条有效组态路径, 在不同地区与不同时期各显成效; 产业基础、科技产出、科技投入、人才储备、人才培育、"三链" 协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6个关键核心条件, 其中"三链"协同是唯一一个在5条高组态路径中均未缺失的条件, 表现出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本文为剖析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因素及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为制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提供了有益建议。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可持续发展迫切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 绿色金融作为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 其政策效果备受关注。绿色金融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特别是企业的新质生产力, 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探讨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基于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本文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影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管理层的环境关注度和增强企业在行业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来实现。此外, 耐心资本作为一种长期导向的投资策略, 显著增强了绿色金融政策、环境关注度和网络中心性对新质生产力的正向影响。本文不仅丰富了绿色金融与企业创新的交叉研究, 深化了对长期投资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作用的理解, 还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在推进绿色金融创新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了实践指导。

绿色制造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2012~202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实证检验绿色制造体系下的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 企业获评绿色工厂有利于提升自身的ESG表现。机制分析表明, 绿色工厂评定政策能通过加快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个渠道促进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以及东部地区, 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 绿色工厂评定政策可以提高企业经济绩效, 实现减排增效, 且对上下游企业存在溢出效应, 从而发挥示范企业的标杆作用。本文研究为企业如何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双化协同)已成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以2013~202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通过构建数字化、绿色化综合指标体系, 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了企业双化协同水平, 并以此作为基础检验了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 (1)总体而言, 样本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水平较低, 双化协同实践仍需提高重视和加大相关投入; (2)双化协同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3)双化协同有利于改善企业ESG表现, 且ESG表现在双化协同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间发挥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理解和开展双化协同实践,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契合绿色、可持续新发展的ESG理念日益受到政府、投资机构、企业管理者的关注。如何提升企业ESG表现, 内化企业ESG实践的外部性,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给出了新思路。为避免传统渐进DID模型预设偏误、维度诅咒、模型强假定等问题, 充分考虑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采用2006~2023年上市企业数据, 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评估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 且分别对企业E表现、S表现、G表现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重设机器学习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后结论仍然成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ESG表现, 且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程度高地区、国有企业中提升效应更加显著。本文进而提出大力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依托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促进企业ESG表现等政策建议。

制度开放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政策, 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制度开放对出口企业ESG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试区显著促进了出口企业ESG表现。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探索揭示, 跨境电商综试区有助于出口企业新建外贸供应链关系进而积极作用于我国出口企业ESG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则揭示了政策效果的差异性: 跨境电商综试区对ESG的促进作用在国有、非重污染及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制度开放与企业ESG理论, 也为后续深化我国制度开放、精准施策以推动外贸升级、提升出口企业ESG水平提供了实证依据与策略启示。

ESG理念与我国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本文基于2012~2023年流通业上市公司数据, 以ESG表现和市场竞争为门槛变量, 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流通业上市公司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 ESG表现与流通业ESG上市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 随着ESG表现的提升, 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趋势; 东部地区ESG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也存在单一门槛, 当ESG表现跨越门槛值时, 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将会降低, 中西部ESG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未发现门槛效应。市场竞争赋能ESG表现的企业绩效效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 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门槛效应; 在市场竞争的影响下, 东部地区ESG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也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目标, 绿色创新作为重要环节发挥关键作用。环境规制是否执行, 还是停留于法令震慑层面对绿色创新存在不同影响。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证检验环境执法力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 环境执法打破了组织刚性, 强化长期发展导向, 激励企业增加环保投入, 进而推动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 良好的制度环境、传统产业背景及强政治关联企业中, 环境执法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 环境执法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环境执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本文研究表明强化环境执法对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至关重要, 尤其在治理结构和行业特征适配时, 应加大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 结合数字化, 进一步挖掘企业绿色发展潜力。本文对于检验政府环境治理政策效果, 提高环境规制行为效应, 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下, 基于网络的虚拟集聚已成为新型的产业空间组织方式, 其与传统地理空间集聚的互动耦合日益深化, 对于拓展产业集聚效应、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知识流动视角, 采用2008~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耦合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且知识流动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异质性分析表明, 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耦合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在东部地区这一影响效应显著为正, 在中部地区虽然为正, 但并不显著, 在西部地区显著为负。据此, 提出加快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促进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互动耦合, 依托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联盟、柔性引才等举措促进知识流动, 不断释放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增强区域创新能力。

为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本文以2016~2023年我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 开展创新能力水平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创新能力水平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且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 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创新能力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存在空间异质性; 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 创新能力水平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之间通过显著性检验, 创新能力水平提高并不能显著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创新能力水平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随着创新能力的提高, 可以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从而缓解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现象。在此基础上, 为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缩小不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 提出发挥创新能力水平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正面促进作用; 因地制宜制定工业产业创新发展政策; 优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区域创新体系能力等建议。

股票市场的定价效率是金融市场中的基本问题, 而个股模糊则对金融市场定价效率有着重要影响。因此, 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2005年1月至2023年7月个股的5分钟高频数据, 对个股每月的模糊程度进行了度量, 并据此构造了模糊因子, 对个股模糊的定价能力以及定价来源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 (1)在中国A股市场中, 个股模糊具有独立于传统风险的定价能力, 该定价能力主要来源于个股在模糊因子上的暴露, 而且个股模糊在横截面上也具有独立的定价能力, 个股或者组合间存在显著的"高模糊低收益"的负相关关系; (2)通过将个股模糊分解成系统模糊性和特质模糊性, 还发现个股模糊的定价能力主要来自于系统模糊, 个股的特质模糊并未参与定价。

本文基于中国2011~2022年的城市级别面板数据,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房价与产业集聚对中国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 房价能够对工业企业选址产生拉力作用, 房价是可以部分代表产业集聚经济效益的正常信号因子, 当集聚效益足够大时, 地区高房价对于工业企业选址具有正向吸引力。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 房价对工业企业选址的拉力作用大于推力作用, 形成对企业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 在产业集聚程度低的城市, 房价对工业企业选址没有显著的影响, 即房价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力与产业集聚水平紧密相关。

能源企业的技术选择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质量, 但碳排放权交易中存在碳信息披露造假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信号博弈模型, 分析了政府与能源企业间的均衡策略选择, 并运用直观标准验证了均衡策略的合理性。通过案例研究对政策惩罚和补贴措施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揭示了均衡转换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 适度的政府补贴能提升企业合规披露的可能性, 但过高补贴反而降低政府对企业合规披露的信念; 较大的惩罚力度降低了对企业造假概率变化的敏感度; 当企业造假概率处于中等水平时, 罚款导致的分离均衡未必优于混同均衡; 当造假概率超过特定阈值, 政府补贴会导致混同均衡, 呈现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