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将人工智能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关键窗口期。本文立足中国国情与全球竞争格局，科学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内在规律，从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出发，厘清“人工智能+”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客观审视中美AI发展的组织路径差异，明确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与短板；重塑人工智能嵌入产业形态的多维模式，深刻影响产业组织形态与职业技能需求结构；推动公司治理体系从“善用人工智能”向“善治人工智能”转型，化解技术应用带来的结构性风险；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范式，提升企业核心创新能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创新驱动与普惠共享并重，加快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引擎。

当前，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在此背景下，如何依托创新驱动与高水平开放协同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成为重要理论与现实议题。本文基于2010~2024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并重点考察区域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与门槛特征。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区域开放程度在二者关系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并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3)区域开放程度存在显著门槛效应，突破临界值后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呈非线性跃升。

本文基于2011~2024年全国2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间接提高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且企业家创新精神机制的作用效果更强，特别是利用式创新。非线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作用存在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特征。其中探索式创新跨越阈值时，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利用式创新跨越阈值时，其会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特征，且当前多数城市的利用式创新水平已跨越“临界值”。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南方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更显著。本文为有序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和培育企业家精神，明确“反内卷”的优化路径，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经验证据。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精准识别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2014~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OpenCelliD数据库提取的4G基站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匹配，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扩展知识宽度、推动数据资产形成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数字化转型较高、属于非重污染行业或高科技行业、位于中心城市及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城市的企业中相对较强。本文为数字基础设施精准布局、差异化新质生产力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撑。

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十五五”期间财政领域的重点工作，其在数字中国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本文以地方财政自主度为切入点，研究数字中国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并依据2009~2024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中国建设通过提高地方财政自主度赋能新质生产力。在主政官员最高学历为经管类专业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中国建设通过提高地方财政自主度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在不断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同时，要不断形成相配套的财税体制，提高主政官员“治国理财”水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本文从新型劳动者、新型生产工具、新型劳动对象3个维度构建中国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2~2024年30个省(区、市)的发展水平，并结合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与障碍度模型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新质生产力整体水平偏低，呈“东部领先、中部上升、西部追赶东北”的格局；(2)子系统演变分化明显，新型劳动者缓慢增长，新型生产工具呈“倒U型”，新型劳动对象自2019年上升，但三者耦合协调度低；(3)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区间差异，东西部差距最大；(4)障碍度排序为新型劳动对象(37.49%)＞新型劳动者(35.97%)＞新型生产工具(26.54%)，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包括高新产业基础薄弱、数智化能力欠缺及高素质劳动力不足。

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要求，人工智能为其提供了颠覆性驱动引擎。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本文系统剖析人工智能赋能海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理，阐释人工智能通过重塑生产要素、打造智能中枢、变革价值创造范式，推动海洋生产力质态跃升的内在逻辑，并针对当前存在高质量海洋数据稀缺孤立、专业大模型分割滞后、智能开放平台封闭缺失、协同机制缺位滞后的现实梗阻，构建“数据要素筑基-模型生态赋能-平台载体衔接-治理机制保障”的四位一体纾解体系，为破解人工智能与海洋经济融合瓶颈、激活海洋新质生产力潜力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加速重构与高水平开放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提升企业国际化能力已成为中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有望通过制度环境优化与资源配置重塑，系统性推动企业国际化跃升。本文以双试点政策叠加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4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 进行实证识别。研究结果显示，双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国际化水平，且政策叠加效应显著优于单一试点。机制分析表明，双试点主要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供应链整合能力以及缓解融资约束路径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政策效应在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从制度创新与供应链体系优化的双重视角，深化了企业国际化动态演进机制的理论刻画，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政策工具协同优化与企业全球竞争力提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与理论支持。

数字知识是推动未来产业发展，赋能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探索如何充分利用数字知识赋能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立足知识重组理论，本文利用2008~2024年我国新能源整车制造企业专利和工商信息数据，探索了数字知识与绿色技术创新间的理论联系。结果显示：数字知识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显性代际知识桥和隐性代际知识桥在数字知识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均存在中介作用；地区环境规制强化了数字知识与绿色技术创新间的正向关系，组织环境导向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本文为我国制造企业如何利用数字知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提升碳排放效率是推进“双碳”目标的题中之义，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是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基于“主体-资源-环境”分析框架，选取2012~2024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NCA与动态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赋能碳排放效率提升的联动效应与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任一条件变量都不构成高碳排放效率产生的必要条件，均表现出“瓶颈效应”，但政府参与是赋能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重要条件；高碳排放效率存在4种组态类型，分别为“政府主导赋能型”、“知识供给赋能型”、“政府-人才双轮赋能型”、“政府主导下多要素协同赋能型”；各组态在部分时间段呈“V”型波动，而在空间维度上的差异则不显著。本文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各类要素组合赋能碳排放效率提升提供理论与现实参考。

本文以2011~2023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并测度省域数实融合发展水平，通过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检验等方法，揭示了中国数实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数实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数实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但四大区域呈现东部领跑、中部紧随、东北与西部依次递减的梯度发展格局；(2)区域间差异是造成中国数实融合总体发展不平衡的核心成因，且东西区域间的差异最为突出，区域内差异也呈现出“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区域分化特征；(3)时空演变特征显著。时间维度上，全国及四大区域核密度曲线整体右移，数实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高，集聚态势趋弱，东部与西部呈显著右拖尾，中部存在低水平省(区、市)且左拖尾，东北则相对趋同。空间维度上，数实融合水平呈现为“东部在高高象限集聚，西部在低低象限集聚”显著正向的空间集聚态势。本文研究结果可以为数实融合促进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数据支撑和政策参考。

本文在空间效应视角下，基于我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贴对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正向的依赖效应，即企业前期创新投入对当期具有推动作用，邻近地区企业创新投入对本地区具有促进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企业创新投入的空间挤出效应体现出来，而企业创新产出仅在时间上存在依赖效应。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不同创新投入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研发补贴对研发经费投入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对研发人员投入则具有促进效应，同时对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具有正向的空间效应，验证了地区间在政府研发补贴方面的竞争行为；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专利产出具有促进效应，提升了企业整体的创新产出水平，但对企业创新质量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未能有效激发企业从事高水平创新的积极性。

当外资进入本土市场，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必将加剧，进而激励其增加产品创新的资源投入，以便获取产品优势与市场优势。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工业产品创新资源投入上相互追赶，进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创新投入增加，即为“追赶效应”。在剥离外资进入影响工业产品创新投入的“追赶效应”后，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产品创新活动中，可能会取长补短与相互学习，这会增加工业产品的创新产出。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均能在创新领域起到示范作用，进而增加整个行业的工业产品创新产出，即为“示范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工业行业2017~2024年面板数据，检验外资进入影响工业产品创新投入的“追赶效应”与影响工业产品创新产出的“示范效应”是否存在。多种检验方法得到的结果显示，外资进入会显著提升中国工业产品创新投入，因而外资进入的“追赶效应”存在。在控制工业产品创新投入变量后，外资进入对工业产品创新产出的影响不显著，并且结果是稳健的。此外，外资进入不能显著扩大工业产品创新投入正向影响创新产出的效应。因此，外资进入影响工业产品创新产出的“示范效应”不存在。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可通过“追赶效应”来提升工业产品的创新投入，这有益于在开放条件下推动中国工业沿着更具创新特征的路径发展。

合作创新扩散是支撑风电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加快关键技术突破、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本文在有限理性假设下, 构建风电企业合作创新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模型, 分析关键参数和网络性质变动对风电企业间合作创新扩散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1)选取N=200、K=2的BA无标度复杂网络, 初始合作状态为30%的基准情形下, 风电企业合作创新策略扩散机制表现出"快速上升→缓慢上升→趋于收敛"态势, 最终采取合作创新策略的节点比例约为76%;(2)违约惩罚强化上升会促进合作创新扩散, 而距离系数、技术溢出水平、技术互补程度相反; 地理距离降低与技术互补程度下降、制度约束强化之间呈现正向耦合关系, 与技术溢出水平变动呈负向耦合变动; (3)偏好倾向和网络平均度提升均会促进网络合作策略扩散, 而网络规模变动带来的影响较为有限。因此, 促进风电企业的区位集聚, 强化核心企业引领与区域协同机制建设, 应成为推动合作创新扩散, 支撑中国风电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方向。

提升制造业绿色创新质量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本文基于"战略三角"组态视角, 以2020~2024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 利用NCA和fsQCA方法探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多元提升路径。研究发现: (1)单一要素并非高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必要条件, 但低水平冗余资源对高绿色创新发挥普适的作用; (2)制造企业高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均存在3种驱动路径, 且在高绿色创新数量组态中, 行业竞争与动态能力呈替代关系, 存在1种组态路径可以同时产生高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 即以高行业竞争和非高冗余资源作为核心条件, 辅以高环境规制和高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边缘条件; (3)在不同时段、区域和企业生命周期下, 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路径均存在显著异质性。本文结论有助于厘清"战略三角"框架下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多元提升路径, 为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评估创新积分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国家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创新积分制显著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水平; 其核心机制在于缓解融资约束与推动人力资本高级化; 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弱化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 政策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低创新补助依赖企业及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本文为创新积分制的差异化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亦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激励提供了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