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出发，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应用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高新技术产业投入、产出和发展潜力3 个方面对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现状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投入、产出均对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增强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产业发展潜在竞争力对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助推效果不明显。此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水平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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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业服务化因其较传统制造业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新兴领域，因此针对制造业服务化这一先进的制造模式进行了综述。通过对制造业服务化的起源与内涵发展、服务战略分类、路径选择、发展模式、产品服务系统、挑战等的论述，介绍了目前制造业服务化研究的领域、内容和成果，并指出了未来研究需要进 一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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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我国工业上市公司2000～2012年间信息技术投资对其技术效率的影响。采用面板随机前沿（PSFA）模型，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计算了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并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信息技术投资等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技术投资并没有给工业上市公司带来效率提升，而企业公司治理、规模、行业、地域等因素却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我国工业上市公司可能存在信息技术投资过度，或者没有通过有效地管理发挥其作用。因此，在微观层面上，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并不是不断增加信息技术投资，而是要提高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投资的作用。

20 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业服务化因其较传统制造业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新兴领域，因此针对制造业服务化这一先进的制造模式进行了综述。通过对制造业服务化的起源与内涵发展、服务战略分类、路径选择、发展模式、产品服务系统、挑战等的论述，介绍了目前制造业服务化研究的领域、内容和成果，并指出了未来研究需要进 一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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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战略管理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以及2007～2011年的实际数据，对竞争战略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成本领先战略对经营业绩有显著正相关影响，但是差异化战略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企业在制定经营方针，确定目标经营业绩时，应该与竞争战略相结合，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本文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纺织业升级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发现了各国产业升级共同的路径特征。产品升级、设备更新、地理转移和组织管理改进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典型产业升级路径 。其中，产品升级是产业长期持续升级的核心路径，设备升级和地理转移只具有短期辅助效应。中国政府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时应更加重视推进产品升级和有利于深化专业化分工的产业组织形式的形成。

传统产业升级理论无法解决中国企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下产业竞争力提升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忽略了微观层面的产品空间结构建构。本文运用小世界网络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产品空间结构与产业升级之间内在关联的研究，分析我国东北装备制造业产品空间结构分布特征、显示性比较优势现状，揭示产业升级困境的成因 ；通过对产品空间上产品的临近性与产品空间密度的测度，揭示我国产业升级中未来产品空间结构重构的方向、路径，从而提出东北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用协同论原理对R&D联盟知识协同系统特性进行研究。根据国内外知识影响因素实证以及业协同创新研究成果的相关文献分析，构建了R&D联盟知识协同系统包括知识协同主体、识协同特性和知识协同环境3个子系统。在此基础上，引入协同机制、信任机制和文化机制
，建立了R&D联盟的知识协同SD发展模型，运用Vensim Ple软件对系统流图进行了分析。后对知识协同发展模型中的动态效应进行研究，揭示出不同机制的动态效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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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对城市群协调发展这一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城市群协调发展的4点判断 标准及相应的测度方法。同时，利用该测度方法对1991～2011年期间“大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协调性进行定量测度。并以定量测度的结果为主要依据，对1991～2011年期间该城市群协调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与特征分析。最后，在综合考虑大珠三角城市群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基础上，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征进行总结与提炼，并提出促进“大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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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出了不同于中性风险的单向风险概念，分析了以收益低限为目标时的投资者决策行为，并在不同风险水平上进行了分类。从风险价值补偿的角度，建立了“单向风险补偿定价模型 ”，并给出了3种形式以及相关解释。本文对补偿额度进行的量化研究，为研究者和投资者 在非中性风险下的投资决策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经济思考视角。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中国企业获取技术战略资产的重要方式。关于东道国技术禀赋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现有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本文利用企业层面投资项目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技术禀赋与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距离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东道国技术装备、创新能力以及专利等技术禀赋对我国企业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文化距离负向调节了技术装备、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现有研究结论的分歧，并对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区位 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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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阐述煤矿企业管理和脆弱性评价的基础上，对煤矿企业管理脆弱性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建立了煤矿企业脆弱性评价模型。并且，对某煤矿实例分析，通过得到的煤矿企业管理脆弱性指数来衡量企业发生事故的严重程度。在着重考虑企业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通过划定的事故严重程度等级，进一步反映煤矿企业管理的能力，并且为煤矿企业管理脆弱性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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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同步，城镇化率的提高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本文扩展了STIRPAT模型，使用1995～201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进程在全国以及区域层面上对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加剧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并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同时，中国城镇化碳排放存在很强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在中西部地 区，城镇化率的提高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探讨了未来我国低碳城镇发展的相关应对之策，即要适当降低土地城镇化速度，积极探索低碳城镇化发展模式，将新能源发展纳入城镇化建设规划，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

城镇化是各国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各个国家的城镇化建设各具特色，从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视角分析了欧洲、美国、日本、印度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及经验和教训 ，并找出国外城镇化建设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在城市群引领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本文针对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现状及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了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等级分布特征和城市群的规模结构，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首位度小于2，首位城市优势不突出，京津形成双核心城市，同时，分析结构表明，豪斯道夫数值有大于1的趋势，这说明近些年来，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小城市有了一定发展，逐渐向规模结构合理性过度，最后，文章提出了优化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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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构建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的网络关系图，分析了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将网络分析计算模型引入，借助SD软件计算指标权重，用最逼近理想解排序法衡量不同城市之间的智慧程度，为智慧城市的选择和评判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合理方法，最后以四川省的4个城市作为实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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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选取2005～2011年全国及西北五省的碳排放总量、三次产业比重数据 ，计算出全国及西北五省碳排放量与一产、二产、三产之间的关联度数值。分析表明，二产是导致地区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西北五省的二产都与碳排放量关联度最大，但其并不会绝对地引起碳排放量增加；三产对降低碳排放量的效果不明显，全国层面上三产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需要引起重视；对碳排放量影响最小的是一产，但青海省的一产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不是最小的。针对上述结论，制定出未来西北五省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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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E-SBM模型的基本框架，将环境影响作为规制的非期望产出纳入计算过程。除了考虑物力 、资本等基础要素外，还将相关环境政策作为规制投入的重要方面。通过环境规制——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聚类DEA分析法，实现了对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综合度量，并就31个省份的环境规制效率进行横向和纵向上的排序比较。〖ＪＰ２〗结果表明，与2005年的“分散式”结构不同，2010年的聚类分布相对集中，说明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各个地区的工业行业均得到显著影响，但仍有部分西部地区亟需加强。聚类单元之间效率差异不大说明“十一五”期间我国不同地区在环境规制效率上的相对差异减少并趋于稳定。总体上看 ，随着我国对工业污染问题的日益关注，31个省份在环境规制投入和产出上均取得一定增长 ，但规制综合效率尚未达到最有效水平，资源配置能力仍然不足，产出效益有待提升和挖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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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对骨干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利基企业是生态系统中的大众和价值创造主体，研究其商业生态系统战略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初创企业的创业成功率，从而激活国民经济的活力。本文识别出利基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中面临着随整个系统灭亡、被核心企业捕食和与其它利基者竞争3种挑战，提出以商业生态系统和生态位评估为基础的利基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战略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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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7～2011年披露R&D投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比并分行业研究了R&D投资对国有企业EVA 考核体系的影响及其滞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和总体上市公司相同，R&D投资对EVA有正向影响，对滞后一年EVA的影响大于对当期的影响，对滞后两年EVA影响不显著 ，而非国有上市公司R&D投资对当期、滞后一年和滞后两年的EVA均有正向影响，且对滞后期的影响大于对当期的影响；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R&D投资对EVA的影响与国有上市公司又完全相同，但国有非制造业上市公司R&D投资对EVA的影响不显著；在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电子行业和金属、非金属行业以及医药、生物制品行业上市公司R&D投资对当期EVA的影响显著，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和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上市公司R&D投资对当期和滞后一年的EVA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