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知识链是在知识价值链的驱动下，通过产业的知识供应链，实现产业链上以企业为主体的不同组织之间以及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知识的流动而形成的。本文以产业知识链为基础，结合能源密集型产业链及其知识分布特征，分析能源密集型产业知识链的形成机理，并以铝及铝加工产业链为案例，分析能源密集型产业链低碳化知识的创新途径、影响因素和对策建议。

城市生态文明程度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从生态文明的理念出发，界定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构建了城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对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以山西为实例，与全国其他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进行对比分析，从实践的角度验证了该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文章最后提出了城市生态文明发展的对策建议。

煤电能源供应链的风险管理问题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石。本文针对中国煤电能源供应链的绩效和风险管理，研究了煤电能源供应链风险管理的风险评价测度问题。基于供应链部门关系的界定，利用价值驱动树方法对风险源传递关系进行梳理，构建中国煤电能源供应链指标体系（C-ESCRMIS）。通过社会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样本，进行主成分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为测量指标权重，对风险因子载荷分析、二级因子路径系数进行计算；基于指标相关性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CRITIC），得到煤炭供应链风险评价测度模型（C-ESCRE）。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煤电能源供应链的主要风险源为政策风险、意外灾害和市场需求风险。节点企业可根据测度模型，对其供应链风险进行评价分析。最后进行了案例分析，以期为政府宏观调控、供应链协同管理以及企业内部控制提供参考。

本文引入全局DEA和“环境技术”概念框架，结合方向距离函数和SBM模型来构造绿色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指标，并运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绿色生产技术、规模、管理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11年间中国绿色生产率累积增长达979个百分点，技术进步、规模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6557、-7643、-8914个百分点；（2）绿色生产技术、规模效率、管理水平以及煤炭占比、能源价格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源利用效率分别提高04450、08099、09309、-02515、00390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合理调整生产规模，提高规模效率，加快市场化改革，积极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是现阶段中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出路。

1980～2012年间，全球CO2排放量中约80%来自传统化石能源的燃烧，对于暂居CO2排放和能源消耗之首的中国，来源于化石能源燃烧的CO2排放量比例更是高达90%。扭转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被动局面、推进能源消费结构的持续正态演进，既是化解短期内节能减排压力的有效手段，也是长期内实现能源系统清洁化的根本途径之一。本文以全国及河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能源消费结构——CO2排放强度关联模型，分析能源消费结构演进同CO2排放强度之间的关联效应，并从能源消费结构演进视角探讨了区域节能减排的路径和可行对策。

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由传统的劳动力、资本积累向创新要素数量与网络化程度转变。从来源看，区域创新源于区内自主创新与区外创新溢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受创新要素禀赋条件的影响，集聚经济因素通过空间外部性作用直接影响区域创新要素集聚能力与水平。同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依赖产生区间创新溢出；对外开放过程中产生创新的国际溢出，都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集聚经济与创新溢出皆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通过强化集聚经济效应，构建开放式创新环境，提高吸收能力以充分利用创新溢出效应，并促进企业价值网与区域创新网“两网合一”，降低交易成本，不断提升区域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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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对一个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汽车产业政策实施的这些年，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文章以《汽车产业发展政策（2009年修订）》为例，采用定量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结合产业政策强制性和产业活动类型两个维度进行了文本分析。研究结论发现汽车产业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信息传播和规劝政策工具过多、政府管制过度、私人市场方面的政策工具相对较少以及研发重视不足。最后文章据此提出增强汽车产业政策的导向性和操作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等政策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参与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协作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国际贸易方式的重大改变，也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改变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本文在构建一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两者相互影响程度，得出：一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越深，该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其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越高。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980～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对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我国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而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来自方差分解的结果也表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极为显著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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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创新史可以看出，世界创新竞争与制造业转型具有历史耦合性。世界创新竞争会从动力驱使、要素注入、竞争互动等方面驱动制造业转型，本文也据此构建了两者内在作用机理的“三维”模型。在此理论模型指导下，本文以10个代表性国家为例，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2003～2012年世界创新竞争与制造业转型的关系，结果却显示世界创新竞争与制造业转型之间存在着与理论相悖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在过去的创新竞争中，发达国家把创新的重点放在了虚拟经济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创新不足导致了制造业领域“创新忽视”和创新资源的稀缺。应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积极调整创新战略，充分发挥创新竞争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经济增长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国民福利水平有重要影响。本文在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稳定性主要受产出缺口、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者所有制结构等四大因素的影响，当产出缺口增加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97个点；当需求结构（最终消费率）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079个点；当产业结构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147个点；当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占比）上升1%，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62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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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稳健MM估计的EBA（异常值检验的极值边界分析）模型，采用中国30个省际区域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R&D强度区位分布条件的“稳健性（Robust）”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的R&D强度存在差异，且其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R&D强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科技水平、市场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要素禀赋等4个因素对中国R&D强度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影响；R&D强度中等的中部地区，〖ＪＰ２〗3个“稳健性”影响因素是政府公共政策、科技水平和要素禀赋；而对于R&D强度较低的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和要素禀赋对提高R&D强度作用具有“稳健性”。由此揭示我国R&D强度的发展规律以及各区域间的差异性，并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各地区制定科技政策目标和实施方案提供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3E系统是目前研究的重点，通常情况下，在3E系统的研究中表现出缺乏对子系统内在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尤其是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协调关系在研究中比较少见。因此，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结合一般耦合协调模型、灰色耦合协调模型以及熵变方程法对我国的经济与能源之间协调发展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协调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逐渐趋向协调。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协调度每年都在不断增大，协调性也越来越好。尽管如此，尤其是最近几年仍表现出经济滞后型，经济与能源系统之间的协调还可进一步提高。以上分析，为政府制定经济计划和能源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达到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健康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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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一个由两部门经济构成的增长模型，给出经济内生增长所需满足的条件，并得出衡量各产业偏离度以及产业结构偏离度的一个相对合理指标。然后基于偏离度以及资本缺口的实证分析表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路径选择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储蓄率变化并没有统一模式，但根据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偏离度以及资本缺口情况，关于结构调整方面基本可分为九大类，储蓄率分为下降和上升两类。这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有利于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文章基于中国2005年一季度到2013年四季度最新数据，结合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新动向，通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数量型和价格型）对中国不同区域（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使用可能带来的差异进行了经验检验与测度。结果表明：三大经济带产出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冲击响应的敏感度按东中西递减；中部经济带价格相对东西部经济带对价格型工具利率更为敏感，三大经济带价格对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工具冲击的响应的差异不明显；汇率工具在各经济带间响应存在明显差异，敏感度和强度随东中西递减。最后文章还提出了相关建议。

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本文构建了一套评价各省市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指标体系，对1990～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水平进行了测度和简单评价。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虽然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总体上日趋包容，但包容性水平较低，发展缓慢；各省市之间的包容性水平相差迥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弱势群体面临着各种经济权利的缺失和社会排斥，无法公平地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进程之中，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没有实现全民共享。因此，应通过构建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追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本文构建了金融集聚、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利用1995～2010年省际面板数，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金融集聚、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然而，在金融集聚不断深化的制度条件下，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得以显现，金融集聚程度越高的地方，能从市场一体化获得更多的收益。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地方，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越明显，二者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已显现。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银行业的集聚。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市场一体化改革和金融集聚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